【摘要】:流行文化虽然早已在古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但其盛行及其在社会中的普遍化和渗透,则明显地只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才显山露水的事情。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取向,认为流行文化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传媒参与的文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接轨,藉以批判当代文化的“物化”性质。
流行文化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文化景观。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流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演,如同市场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形式。”[1]流行文化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一般性和渗透性。流行文化虽然早已在古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但其盛行及其在社会中的普遍化和渗透,则明显地只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才显山露水的事情。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流行文化通过全球化、媒体化、信息化和符码化的过程改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通过与权力、传媒、意识形态和商业的紧密结合,使它具有了某些宰制社会运作的神秘性质。20世纪60年代,在流行文化如狂飙一般席卷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时候,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一头扎进这一辽阔而又边缘的领域——包括大众报纸和流行歌曲、热门舞蹈、街头抗议等等,并将它搬上学术和知识的殿堂,从而开创了一个影响遍及全球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这一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探讨传媒和流行文化在反建制斗争中的角色和功能。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取向,认为流行文化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传媒参与的文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接轨,藉以批判当代文化的“物化”性质。而文化研究学派则关注从属阶级如何积极利用传媒来建构自己的文化,强调文化的“第二度生产”,即消费层面的再生产,传媒文本解读的开放性提供了“第二度生产”的可能性。在当代大众文化生产中,民众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即民众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文化产品的能力)一向被研究者忽略了。文化研究学派的有关分析则有助于揭示这种力量在文化生产中的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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