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犹太酒商家庭。1919年就读于法兰克福天主教学校，随伯恩哈特·涩克雷斯学习作曲，随爱德华·容学习钢琴演奏。1921年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开始从事音乐批评研究，1924年得到汉斯·孔内力乌斯认可，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取得博士学位。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期间，结识马克斯·霍克海默、瓦尔特·本雅明等人。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以论文《克尔凯郭尔的审美建构》取得授课资格。1934年流亡英国，在牛津大学作进修生与讲师。1938年流亡美国，为纽约社会研究所成员，任“普林斯顿电台研究计划” 的“音乐研究”项目负责人。1941年迁居洛杉矶，与霍克海默密切合作，撰写《启蒙辩证法》，写作《新音乐理论》与《最低限度的道德》等。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编外教授。1956年出版《认识论元批判：胡塞尔与现象学悖论研究》《无调音乐：受控制的世界的音乐》，任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哲学系教席教授，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阿多诺一生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他深谙现代音乐，其音乐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具特色。1969年在瑞士维斯普度假时猝死于心脏病。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基本看法是，在当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统治的主要形式已经由政治经济垄断过渡到文化垄断，这时候的文化垄断是通过一套合理、科学的工业生产程序而加以实现，也就是说，当代工业社会通过自然合理、科学的程序来垄断文化的生产，并进而垄断文化的消费。这一垄断因而看起来非常合理。当代工业社会试图用其垄断手段或程序的合理性（即技术和管理上的合理性）来证明其垄断的合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套合理、科学的工业生产程序本身就具有反人性的性质，当今的大众文化就是这套程序的一个畸形儿。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评，直接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获得理论资源和启示。

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普遍的崇拜商品的倾向，但人们对其原因的解释是这种崇拜源自人的物欲和贪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于是，这些物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控制着商品生产者，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为商品生产者崇拜和迷信。马克思称这种现象为商品拜物教。其本质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存在及资本家的疯狂追逐。商品拜物教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着魔似的、颠倒着的世界。劳动者本是他们产品的主人，现在却沦为这些产品的奴隶。而且这一物化现象在当代呈现出越来越加速、泛滥的趋势。

在卢卡奇的眼里，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过程还未到此为止，它还带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合理化运动。随着劳动的物化和量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决策者开始精确地计算与合理地操控劳动。但是这种劳动越合理，就越使资本主义生产偏离人的本性。卢卡奇认为，劳动的合理化要求将劳动过程分解为一个个便于简单和独立操作的片断，因为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劳动的合理化才可以达到。随着劳动过程的分解，劳动主体也必然相应地分割开来，以便适用机械化和专门化的局部劳动。于是，一连串的分离运动开始了，包括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过程中局部操作与整体劳动的分离和劳动者的心理特性与整体人格的分离。

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中最有声有色的部分，它开始于30年代后期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阿多诺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一步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领域的拜物教现象。阿多诺讨论了音乐的商品化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对音乐的影响十分严重。第一，它导致了划分音乐作品的二分法，即音乐已经不再表现为“轻音乐”和“严肃音乐”之分，而是表现为受市场导向的和不受市场导向的音乐之分；第二，它使得创作者主要关心的已不是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收益。第三，它使得绝大多数作品的价值已经取决于是否能变为可销售和可交换。在十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商品必须保持使用价值的幻想，已经被纯粹交换价值所取代了。

阿多诺发现，现代社会的物化与资本主义的启蒙精神有关。所谓启蒙精神，其实就是崇仰理性（工具理性）、压抑自然的精神。阿多诺在1963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认为，文化工业是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系统。文化工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当代技术的力量以及经济与政治上的高度集中。文化工业通过整齐划一的运作方式，有计划地炮制出为大众消费的产品。虽然这些是同一化的产品，但是文化工业总会为它们制造一些新颖的假象，并通过大众媒介这一由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领域来对这些产品进行宣传，强化它们的个性精神，从而渗透进大众的意识形态，进而对大众的消费心理进行操纵。(www.daowen.com)

艺术具有反叛性，它是通过创造一种与人们现实生活所不同的一个维度来实现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反叛，因而艺术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疏离；艺术同时具有独创性，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艺术极具有个性化的特征。阿多诺指出，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社会物化的症候已迅速蔓延到文学艺术领域，它导致一个庞大的文化工业的建立，大众传媒是文化工业中最重要的文化制作工场。文化工业下生产出的所谓的艺术产品恰恰取消了艺术的反叛性和个性化特征，同时也抹去了文艺与生活之间应有的距离，这样的产品一方面会让大众更加轻松容易地接受，另一方面产品的伪个性化特征也让大众信以为真，商家即在此处获利。阿多诺是位造诣很深的音乐学家，他在研究时发现所有的流行音乐都走标准化、伪个性化之路。这与古典作品不同，古典作品中每一个作品都是独特的创造，都有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而流行音乐的形式、作曲、调式和技巧等音乐本身即具有标准化的特征。伪个性化从表面上看是与众不同，而实际上是与标准化走在一起，个性化的思路变得程式化、模式化，作曲者以此把流行音乐的特点用于整个文化工业。阿多诺分析说：

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细节是可以变的。在流行歌曲中，比较短的间奏可以产生某种效果，英雄突然间产生的失态（他可以把这种失态看成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情人从男明星那里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以及男明星对备受宠爱的女继承人的藐视，所有这些细节，都像其他细节一样，是早就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可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中，这些细节能够完成的都不过是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来证明计划。^[1]

文化工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取最大的利润，所以从文化工业的标准化中生产出来的都应当称为商品。精英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取代，高雅文化逐渐走向世俗，于是高山流水的弦乐配上了电子音乐的合奏，各种小说出现了相同的叙事模式，电影、电视、汽车、衣服这些都按一定程序配方制作出的复制品，艺术家也陷入了文化工业的泥潭，成为被大众消费的服务的奴隶，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文化工业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皆大欢喜的幻觉，以补偿人们在物化社会中失去的东西。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劳动者大部分的时间在非自然、物化的机械劳动中度过，他们只能在幻想中重新体验自然和快乐，而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任务就是提供这种虚幻的体验。例如，电影、电视逼真的画面和音响效果将观众带到一个恍如真实的梦境之中，在那里所有生活的磨难都会修成正果，所有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

阿多诺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启蒙精神中崇仰理性、压抑自然的漫长历史与内涵，以《荷马史诗》为例进行了论证。“事实上，理性、自由以及资产阶级精神所追寻的线索，远远超出了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始于中世纪末期封建主义的资产者观念。当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对资产阶级观念爱不释手，并认为这种观念可以为神圣纪元的开端奠定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的时候，新浪漫主义者的反抗运动已经逐渐辨清了这种观念，并开始把世界历史与启蒙运动等同起来。这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把对启蒙进行清算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还违心地将启蒙奉为圭臬。”^[2]他认为启蒙精神可以追溯到西方最早的文献，当《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吩咐手下蜡封耳朵，以抵御海妖们那充满着自然魅力的歌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践这种精神。但在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中，已经听不到真正代表自然力量的“海妖们”的歌声了，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娱乐，本身是物化了的娱乐，即一种“伪自然”的娱乐，文化工业每天生产的所谓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了。在大众文化中产生的对于明星偶像的狂热崇拜，使艺术进入了它的没落时代。原因是，物化劳动的铁律同样支配着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交换。

阿多诺认为文化生产的物化必将带来文化消费的物化，即文化消费的标准化、模式化和简单化。如流行音乐的消费就是如此。在阿多诺看来，流行歌曲召唤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机械反映，音乐本身“容易听” 和难以抗拒，而人的耳朵是较为被动的器官，它一般无法有意识地关闭，只有接受施与它的东西，在长时间接受同一类音乐的刺激后，就会产生一种“麻木的安乐感”。因此，文化工业在灌制音乐的同时，已经预制了听众的情感体验，听众只需要机械地顺从音乐的节拍，在强烈的机械音响下，他们并没有思想的机会和空间。故从这一点来上来说，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娱乐只是机械劳动的继续，人们在这一种娱乐中只会进一步地被物化。所以，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有效形式。它为实行文化的全面控制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理由。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就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权力的偶像化。“对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也就变成了选择同一意识形态的自由。”^[3]文化工业假借一整套合理、科学的工业生产程序来控制文化的生产；它以技术的理由阻止一般人进入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管理层；它通过一套质量检验的机构来排斥一切它认为“不合格”和“不协调”的文化产品，尤其是一些强调个性自由的作品；它还倾向于灌输逆来顺受的美德，要人们相信：只有当人人竭尽全力去工作而又不要求个人幸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