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媒介都是环境的产物。从传播史的角度看，影响、制约新闻发展的环境因素，涉及自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不仅规定了社会的治理形式，而且还确定了作为社会黏合剂的传播系统的政治法律地位，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的活动空间，以及权力系统与传播系统的互动关系。政治制度构成了媒介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媒介本身的方针、性质、定位甚至新闻报道形式等。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轨道，让其为国家利益服务，因此传播制度即是社会制度对传播控制的体现。媒体必须首先立足于现存的社会环境，为本国本地区利益集团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媒体的言行必须符合相关利益冲突的根本利益，这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有研究在分析网络媒体对台海“5·20事件”报道问题上即以框架理论为基础，分析内地、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出现了不同的报道框架，主要体现在选择主题、消息来源和关键词上。媒体通过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在消息来源方面，各家媒体消息主要是来源于官方信息源，这表现出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过程中媒体对官方信息源的信任和依赖。以台湾网站的相关报道为例，台湾官方是消息源的中心（40.7%），内地官方本着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伺机而动，是消息源的次中心（18.6%），海外官方以美、日为主。媒介框架没有对错之分。新闻机构都有自己的政治信仰系统，都要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新闻框架，从而体现和反映它们的思想、意识和倾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