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框架分析既不是一个发育非常完全的理论范式,也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研究方法。更准确地说,框架分析只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方法,可以认为从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目前,国内有关研究多是循此思路予以展开和铺排。框架分析正是由于可以作为话语分析的方法使用,为新闻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新闻传播文本和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而具有了媒介批评方法论的意义。这是近年来框架分析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成为“热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被称为框架理论研究中最重要人物的加姆森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该包含如下三个部分[8]: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在笔者看来,这三个部分其实构成了框架分析在媒介批评中三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视角。
从框架分析的角度,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当新闻报道了一个事件,其实就是使一个事件公共化,赋予了其公共的特点。在这样的一种生产过程中,新闻首要的是一种社会制度。首先,新闻是对新闻消费者制作能够得到的信息的一种制度化方法。消费者购买报纸(如同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是因为他要阅读其中他需要了解的信息。其次,新闻是合法机构的同盟。政府官员或体制内的专家可以在新闻媒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普通的受众在一般的情况下却不会享受相同的待遇,更没有把自己对新闻的反应变成公共政策和计划的可能性。第三,新闻是在组织机构中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的职业工作,新闻的生产必须依赖新闻专业制度化过程和遵循制度化的操作。这些操作必然包括和那些按惯例新闻要予以报道的机构合作。与此相连的是,新闻就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产品,它嵌在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之中,按照一种专业主义的标准去选择、报道新闻。因此,人们认为至少有5个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潜在地起着作用:社会规范和价值、组织压力和组织限定、利益集团的压力、新闻常规和新闻从业者个体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如此看来,框架分析与“把关人”理论其实具有着某种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之处。在框架分析者的眼里,大众媒介一方面就是形成并限定公众假设、态度和情绪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通过无孔不入、广为接触以及突出符号的能力等长处,为社会不同部分命名,只有经过他们确认的现实才是现实,即媒介框架使得超越于人们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看起来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媒介又是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系统之一。“一个议题离国家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越近,有效挑战这种利益的新闻就越可能被枪毙。现代媒介的框架常常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保持一致。”[9]新闻生产仿佛是一个流水线式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要素都会对意义的生产施加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有学者从框架(frame)和建构(framing)的不同词性中试图区分其各自的意义。前者是指任何文化中都可以见到的意义结构,后者则表示社会对前者的运用和构造。前者为静态的存在,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但不时会遭到修正或代替,甚至会不断地有新的结构框架被创造出来,导致一些框架消失。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即原有文化框架的变化以及社会现象和框架之间的符号联系,则是框架建构(framing)。这些学者认为,框架本身其实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虽然意识形态与框架有着重要而紧密的联系。意识形态构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世界的性质,并为社会成员所共享。每一个社会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的共同意识,大多数人往往不假思索地就予以接受。所以,某些框架比之另一些更适合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有时候,社会群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对一特定论题却使用同样的框架。框架是把内容紧紧捆绑在具有确定文化含义的论题内。有学者更倾向于从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框架。
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关联性,甚至有人认为文化就是一种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文化对个人、团体和社会等不同层面都起着作用。就个人而言,文化起着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就团体而言,文化起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为整合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则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作用。这三个层面的功能互相联系,最后以社会整合的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一般说来主要有:(1)价值整合。这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只有价值一致,才有结构与行为的协调,才会有共同的社会生活。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都会有差异,但经由统一文化的熏陶,必然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例如,被社会文化肯定的事物与行为,会为社会多数人所追求;被社会文化否定的事物与行为,则会为多数人所鄙弃。(2)规范整合。规范因价值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整合功能使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进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3)结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异质性愈强,分化的程度就会愈高;多元结构愈复杂,功能整合的作用也就愈显得重要。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结的部分和单位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位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文化整合功能是社会团结和秩序的基础。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整合必将四分五裂。一个民族,由于共享一份文化,不论他们是否居住在一起,或者是否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之中,都会有民族的认同感和在心理上、行为上的一致性特征。“文化处处渗透框架,而且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含有核心和边缘概念的文化结构。从出生到死亡,一个文化圈的所有成员面临以符号呈现的文化意义框架。”[10]框架不仅存在于政治修辞和新闻报道中领域,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娱乐节目、社会成员的谈话、流行音乐、办公室与办公室之间的备忘录、广告,甚至是建筑之中。所以,从框架建构(framing)的角度看,框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的结果,并在每天与强大的组织和制度的互动中,迫使个体、团体和组织采纳某种信念与行为以使之具有合法与有效性。质言之,框架的生产是一种文化框架内的生产。它既以原来的框架为基础,同时又使原来的框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www.daowen.com)
意识形态和文化对框架生产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施加影响。而新闻生产的基本仪式,即新闻常规,倒是构成框架的一种具体可感的因素。所谓新闻常规,就是媒体从业者用以从事其工作的模式化的、常规化的、重复进行的实践形式。“在许多媒介产品的例子中,媒介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涉及大量的逐渐地变成了常规化的必需的工作。甚至就是在它的开端——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个有创意的想法,也都受到规则和早先经验的强烈影响(而且可能是整个过程中最强烈的),是规则和经验定义了什么叫做‘新闻价值’。产生于这种常规过程的行为和思考过程的规律性,导致了对工作的经验性的概括总结和理论化。这些常规也反映出从事媒介工作的专业人员头脑中的‘操作’理论。”[11]新闻常规是媒体从业者习惯性遵循的一套生产标准,在从业者的个体层面,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快速有效的分类和判断事实的方法。在组织层面上则使媒体的新闻生产活动具有了可预期性和可控制性,从而保证了媒介机构的正常而有序的运作。这些常规本身就是一种框架,正是依靠这些常规,媒介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完成其新闻生产的任务和目标。正是这些常规,使本来复杂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以及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新闻报道中被组织和呈现得井井有条、和谐一致。
在这样的框架下被生产出来的新闻文本,其构成规则也必然体现和渗透于生产过程中的框架。学者们将新闻话语或文本中的框架策略分为四类:句法结构、脚本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句法结构是指从宏观层面上描述整个话语形式特征的宏观句法。对于大多数新闻报道,这样的句法结构是以整个结构所表现出来,如倒金字塔式。“当一条新闻的标题、导语、情节、背景及结语按照倒金字塔顺序安排,不仅暗示其重要性按次递减,而且已经为受众设置了理解该新闻的角度及其价值之所在。”[12]脚本是指一个事件中的活动和组成部分被建立的稳固顺序,并因此被内化为这一事件的结构化思维呈现。一个新闻脚本有一个被其规则所决定的特殊结构,即所谓的“故事语法”,它们就是新闻写作中的五个W和一个H。脚本可以给人一个印象,新闻报道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部分,有开始、高潮和结束,似乎包含着一个事件的完整信息。主题结构是指新闻报道中的假设——验证特色,即报道有一个基本主题假设,各种事件、出处以及建议主张都为说明支持这一假设。修辞结构是记者对描述风格的选择,例如比喻、举例、引人注目的词句、叙述和图片,就属于这一类。新闻报道的主要修辞特点常常被信源的先期新闻制作所规定,但是新闻记者也会主动利用修辞方法去刺激想象,进一步突出一个观点或增加报道的生动性。
框架在新闻报道中起到这样的作用:第一,决定一个有关社会的讨论的内容,把一个现象归进一个框架,就意味着其他的现象被清除出去。第二,界定个体、群体、组织和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框架下,一个特定的团体可能被认为是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另一个框架中可能会被认为无关紧要。第三,框架画出了与各种信念、价值和行动有关的轮廓。关系的某些种类会被认为是可能的、合适的因而将会在框架的陈述中置于优先的地位。第四,一个论题的符号表述,包括语言使用、句子结构、“符码”语词甚至修饰语等等,都受到框架选择的影响。第五,框架框定了一个内容内含的价值和目标。
文本被受众消费时与一般的商品消费不同。文本的消费直接关系到文本意义,关系到整个意义框架。文本不是简单的意义和快感的容器与传送带,而是意义的促发者。从编码/解码的角度看,一方面,编码与解码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程度的互换关系,否则根本就无从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传/受双方对意义的理解又不存在必然的异质性。即文本的生产者、文本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既分离又互相影响的关系。正因如此,才存在着霍尔所描述的编码与解码之间协调、对抗的那种关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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