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研究（framing research）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后，30多年来，框架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内外分析和研究框架理论的成果也非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开放式、多元的取向，对框架理论的来源及其内涵多有介绍和探讨。有学者归纳出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前提）来自两个方面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2]

来自社会学层面的研究主要是黑尔德（Heider）的归因理论和高夫曼（Goffman）的框架分析。归因理论假设人类不能理解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个人试图从感官信息中引申出潜藏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即由谁来负责。1958年，黑尔德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中，从通俗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归因理论，主要解决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找出事件的原因。归因是观察行为和对此行为负责的个人或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连接，试图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关系方面的判断。黑尔德认为人有二种强烈的动机性需要：一是对周围环境一贯性理解；二是控制环境。而要满足这两个需求，人们必须有能力预测他人将如何行动。黑尔德指出，每个人——不只是心理学家——都试图解释别人的行为，并都具有针对他人行为的理论。人们在归因的时候，经常使用两个原则：一是共变原则，它是指某个特定的原因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和某个特定结果相联系，该原因不存在时，结果也不出现，即可把结果归于该原因，这就是共变原则。比如一个人老是在考试前闹别扭、抱怨世界，其他时候却很愉快，我们就会把闹别扭和考试连在一起，把别扭归于考试而非人格。二是排除原则，它是指如果内外因某一方面的原因足以解释某个事件，就可以排除另一方面的归因。比如一个凶残的杀人犯又杀了一个人，我们在对他的行为进行归因的时候就会排除外部的因素，而直接归因于他的本性等人格内在的因素。高夫曼是加拿大著名的社会学家，1974年他出版了《框架分析》，成为框架分析理论的奠基人。他亦假设个人无法充分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为此，他们利用“主体框架”的诠释基模积极地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出解释。人们对某一情景的定义建立在与组织原则的协调一致上，这种原则操纵着事件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主观卷入。基于此，高夫曼探讨人们建构某一特定现实所遵循的规则，关注人们如何建构现实一隅或者“意义的一个特定范畴”。高夫曼指出，框架是元传播层面的资讯，是传者提供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高夫曼的“框架分析”部分地建立在这种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们的日常活动隐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在特定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欲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变得具有某种意义。

认知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方法则是从个人层面分析入手，认为框架是个体处理和建构信息的方法。这种心理层面的研究主要来自舍瑞夫的参照框架理论以及凯尼曼和特威尔斯基的预期理论。舍瑞夫假定个体的判断和认知不仅受到认知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是发生在一个恰当的参照框架之下。这里所谓的参考框架指的是一套控制感性认识、逻辑评价、社会行为的标准、信仰或假设。凯尼曼和特威尔斯基考察了本质相同的一组信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或呈现，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和他们对选择的评价，也就是所谓的“框架效应”，即同一组资讯经由不同的表达而导致不同的决策选择。这种框架效应是其预期理论所要预测的现象之一。预期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人们采用不同的认知框架来体验现实，并根据这种框架采取行动（即做出选择），从而建构出特定的现实（即选择的后果）。但是人们在考察某一具体问题的时候，也可能会超越某一框架，或采取不同的框架对现实做出不同的选择。

框架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后，以其理论的通用性很快受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它对于媒介研究者的吸引力，已是与日俱增，很快就在一些相关的领域，如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并牢牢站住了脚跟。”^[3]特别是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媒介框架”、“新闻框架”等术语一时成为研究者追逐的热点，相对于议程设置等老牌传播理论，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什么是新闻（媒介）框架？据有关学者研究，其定义大致可以有如下三类：

一、重点在于媒介的效果或媒介的产品。比如恩特曼所说，框架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突出，用这样的方法，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以及/或者如何处置的忠告。

二、不局限于选择，而是把框架看成是积极的意义的生产过程。加姆森等人把框架定义为是一个起到中心组织作用的概念，以使人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事件，暗示争论的东西，并由此导致其他事件“没有发生”。高夫曼说，框架有助于分类，让框架的使用者对限制在一定范围的许多事件，进行归位、理解、确认和标示。这一些看法，显然重在意义的建构。(www.daowen.com)

三、框架不仅是意义的生产，而且也是筛选的手段。吉特林（Gitlin）认为，框架是一个持续不变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符号处理者通过这样的框架按常规来组成话语。也就是说，按照吉特林的理解，“框架就超越了任何特定的报道，而是一种经过了抽象并且具有一般规律的处理方式。”^[4]能够对新闻生产及意义生成具有方向限制的作用。

黄旦先生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中，对媒介框架理论作出了如下的阐释：

首先，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是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了人们对之的理解。框架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建构、组织的意义标明这不是一般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对社会观点的诠释与构建。假设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看上去犹如自然存在的是媒介框架，我们不能把表现出来的世界理所当然地完全等同于真实的世界。因为存在很多的事情，在世界的每一时刻都充斥着许许多多的事件。即便是一个特定事件也有无数值得注意的细节。框架就是由默认的理论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借此告诉人民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其中什么为至关重要的东西。正因如此，框架才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

其次，怎样反映现实，如何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因而，文本建构、诠释或话语生产分析是框架理论的重点。没有对文本的关注，所谓的框架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中楼台。文本在传播中虽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肯定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没有文本，就没有意义，文本始终是意义生产的一个自然逻辑起点。在传播学理论中，文本分析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显然并非没有道理。文本总是由特定的人制作出来并加以传播，文本的语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制作者所持有的特定立场、观点、价值和利益。因此，文本分析无疑是推断文本制作者目的和意图的最有效手段和简便方法。

第三，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媒介的生产看成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而是将媒介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的语境——诸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把文本自身作为一个自足体系（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考察其内在的关系并由此凸现的意义；二是文本生产和整个外在环境的关系，捕捉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张力以及对文本意义的影响。在这些关系中，如生产制度、社会关系、技术基础、信息的接收和消费等，对于媒介生产都不可少。关键的是，这些环节既相互关联，是媒介意义生产的共同参与者，但又只是相对地自治，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这也就是说，每一环节都离不开其他的环节，可环节与环节之间又不是水到渠成一气贯通，由于不同的条件和语境，它们都有可能产生某种变异，因而都是一种变量。”^[5]所以，当框架理论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媒介实践、文化、受众以及媒介生产者的相互作用时，就会十分警惕地防止对涉及传播中传者、内容、受众各个部分的过分割裂现象，并由此有可能在它们中间架起一条重要的桥梁，为长久以来处于各自分隔状态的研究打开联系的通道。

在《传播关键词》一书中，作者为“媒介框架”进行了如下界定：“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一些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文本编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6]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形成对于媒介框架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类是指“界限”，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框架犹如人们借以观察世界的镜头，凡是能够被纳入这一镜头的景象，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部分。这可以理解为传播中取材的范围。另一类则是指人们诠释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架构，是为人们建构意义而用，以此理解或说明事件的原因和脉络。此则可以理解为显示意义的结构。其实，“界限”和“架构”有所联系，无法截然分开。“它们之间，一个主内，针对人的认识结构而言；一个主外，以信息交换和互动为意向。前者为后者设置了大致的边界范围，后者又会引领前者如何取舍景象。”^[7]诚如李普曼所说，一方面，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所处的地位和观察习惯；另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而后定义，而是先定义而后理解。置身在嘈杂混乱的现实世界中，我们一样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乐于按照自己的文化所给定、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因此，媒介框架也有其反面的内涵，即人们常说的“习以为常”，因为熟悉客观世界的某些事物，而习以为常地以此为架构，因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框架界限以外的真相。框架的正面意义固然在于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迅息，但是，框架也成为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框限了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具有负面效果。如此，框架就具有了李普曼所言的“刻板印象”的功能。可见，学术界有些人将媒介框架理论的源头追溯到李普曼之处，倒也并非完全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