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批判研究发展成为一种横跨大众媒介的、以新兴的依附理论为重要基础的分析。1976年，随着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成立，当地的政治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得到空前发展。该研究所前身是一批学者的联合体，由费尔南多·里耶斯·马塔、拉菲尔·伦卡格列罗、赫伯特·席穆克勒及迭哥·波塔勒斯领导。研究所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跨国工业，尤其是媒介公司的影响力。它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国际政策议题的辩论上，该研究所的媒介研究有3个中心论题：

1.跨国运作过程中文化的地位是什么？文化过程中传播的地位又是什么？

2.除了在国际层次上将需求同质化外，跨国消费还包括什么？

3.跨国文化是否存在，或者说这只是行为的国际化形式？

这个概念模式将媒介放入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之中，而将消费放入跨国运作的一般过程之中。然后，它将跨国化、国际化与同质化的关系作为问题的核心。“除了记载媒介现代化计划给拉美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外，研究所（ILET）与其他学者对发展出一个替代它的理论框架（一般指的是依附理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从中受益。”^[11]

依附理论媒介批评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的发展就是一种依附性发展。该理论认为，作为对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经济依附的表现与结果，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传播技术的依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传播事业，必须引进西方发达的传播技术，形成对西方国家先进传播技术的严重依赖。大量西方的传播技术设备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进而使发展中国家传播媒介的技术标准也对发达国家进行移植。

第二，发展资金的依附。建立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体系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不得不在大众传播领域大量引进外资，建立合资或外资独资的媒体机构。

第三，传播制度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建设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体系时，由于本国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只能简单移植和抄袭西方的现代传媒制度。对西方传播技术的引进客观上导致西方专业技术标准也随之被引入，西方传媒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的范本。外资的引进更是传播制度依附的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传播内容的依附。这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硬件体系的建立在速度上快于传播内容的建设。大量的大众传播设施快速建立起来之后，内容的匮乏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的普遍问题。以电子媒介为例，为了支撑媒介的正常运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大量进口西方的电视节目，以填充媒介时段，从而形成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输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电视屏幕上充斥着从西方进口的低劣的文化产品。

第五，广告的依附。由于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技术、专业标准和媒介体制，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介严重依赖广告收入维持生存，但由于本国经济的欠发达以及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媒介不可避免地大量播出代表西方价值观和消费观念的外资广告。对代表西方价值观广告的依赖直接造成了媒介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在文化领域，这些广告所宣扬的文化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目标相背离，因此，必然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国文化造成伤害。

在依附理论盛行时期，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的研究取向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如阿芒·马特拉在拉美地区亲自实验，并展开对西方传播逻辑观念的批判。马特拉本人在智利亲身体会到媒介依附关系的各种表现，亲眼见到智利遭遇美国迪斯尼文化大量入侵的实际状况，因此有了多夫曼与阿芒·马特拉合作的名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一书。马特拉在该书中通过对米老鼠与唐老鸭的解读，指出米老鼠的小拳头后面，支撑着它的正是帝国主义本质的文化价值观。他们认为，迪斯尼卡通夹带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主题，如：对金钱的执迷与非理性的消费冲动；“异国情调”的强调通常指向第三世界，并把那些地方当作财富源泉；歪曲反映第三世界国家形象；强调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合法性，等等。该书出版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社会都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成为批判帝国主义媒介文化的经典著作。

有学者根据当时拉丁美洲的情况提出，依附理论在国际文化、传播领域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传播内容、节目、广告和资金等，都受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公司的有形和无形的支配。而这种一方依附另一方、另一方支配一方的国际传播关系，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思想意识上的独立自主性的丧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长时间在发展中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新闻报道，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依附国家受众对外部世界、对国际政治和其他国家的观点看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占支配地位的电影、电视、音乐节目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依附国家受众的欣赏习惯、文化传统乃至价值观念；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占支配地位的广告，不仅强有力地推销了各种高档洋消费品，而且不断地改变着依附国家受众的消费习惯、生活行为和社会价值观念。这种相互关系的结果必然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和传播结构中越来越边缘化。

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依附性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后果颇为严重。20世纪6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思潮的出现正是基于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依附关系的思考。尽管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对大众媒介在文化帝国主义形态中的角色却有着共识。媒介帝国主义可以是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之一，在一般提及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实际表现及其形成过程中，媒介占据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所谓媒介帝国主义实质不过是一个国家的传媒软硬件或其他主要传播方式，单独或整体地，不论在控制权或拥有权上，都被另一个国家制宰，在这个过程中对本地社会的文化、规范及价值观带来有害的影响。正是基于对媒介重要性的认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对于重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于198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研究报告，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依附理论的视野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媒介依附正是两者政治经济关系的真实反映，而且媒介依附还将会加深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依附关系。依附理论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在于其正确指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应负的责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的必由之路。(www.daowen.com)

由于政治经济学媒介批评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体系，因此，这一方法无论是在欧美还是第三世界都颇受重视，并有丰硕的成果。政治经济学媒介批评试图从传媒作为社会机构的层面揭示社会政治经济的权力网络对大众传媒操控的内在机制，以此来警醒世人。虽然一直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派媒介批评的非议持续不断，认为其学说将大众传播机构作为简单的生产工具过于简单，分析方法往往不够深入，缺少有力的证据等等。但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媒介批评及其方法，至少使我们注意到媒介生产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使我们了解国际资讯不平衡的经济动因，促使我们对传播媒介政策与制度进行重新思考和检讨。

【注释】

[1][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5]转引自：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6][美]克力司·威尔斯：《蠕动的资本主义——评介巴格迪坎：〈传播工具的垄断〉》，徐绪堃摘译，《国际新闻界》，1983年第4期。

[7][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林珊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8][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林珊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9][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10][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11][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