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1919—2000）是在美国传播学者中乃至美国整个知识界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席勒与提出阅听人商品理论的斯麦兹同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与斯麦兹一样，席勒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运作现实中首先观察和体验到社会的权力关系。由于他的父亲在大萧条时失业在家，他深感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窘迫的问题，而是对人性的摧残和一个个体的自我尊严问题。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其主导意识形态宣称的那样给予每个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二战，随后参与了美军在战后恢复德国政府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工作，亲眼目睹了美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让什么样的人来组建和掌控德国新政府？作为一个有民主信念的人，席勒觉得肯定是要把原来的法西斯主义因素清理出去，把那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包括进来。但是，与他的想象相反，那些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人士，包括共产党，都被排斥在恢复的德国新政府之外。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他恍然大悟并大为震动：资本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左翼社会势力才是其真正的威胁。他还看到，欧洲的战火还没有熄灭，美国的军用飞机就带着好莱坞的电影去了欧洲，推销美国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总之，赫伯特·席勒亲眼观察到，法西斯把欧洲摧毁以后，美国如何重建欧洲政治经济秩序这个现实，看到美国如何参与反对让德国向苏联进行战争赔款，看到美国国家如何通过马歇尔计划推销美国的文化。席勒说，这样的现实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实证，是真正的社会实验室里的实证，而不是大学实验室里的。正是以这种实践为背景，席勒在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这部在批判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奠基著作。

席勒分析传播在美国的帝国形成与维系中的中心位置，讨论政治、商业、军事权力对社会传播资源的控制和对社会民主的影响。他解构有关传媒技术的迷思，说明特定的传媒技术如何被军事和商业利益建构，关注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众争取社会和传播民主化的实践。席勒早期的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制度和组织结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通过研究美国广播的发展史，揭示了经济结构如何构建传播的结构，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统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传播的政策。他揭示，在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急于在西欧重建资本主义，让后殖民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并极力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传播在实现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目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席勒关注当代社会意识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产业化和跨国公司的控制，认为这种发展的后果导致文化机构成为维护大公司利益的公共关系代理和意识形态盟友，造成社会文化权利的不平等和美国深刻的社会危机。(www.daowen.com)

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深刻。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不断揭示美国传媒产品和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的输出，造成全世界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标准化以及公司文化的支配地位。几十年来，美国凭借其市场优势，有意识地将它的传播政策强加给世界，这些原则包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二）信息机构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三）拒绝使跨国传播集团承担社会责任的国际协议。席勒关注美国对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的阻挠和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新闻、娱乐、主题公园和购物中心的模仿。他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扭曲发展模式。在那里，少数特权阶层能够享受西方的消费方式，而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却得不到满足。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导致公司控制的加深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减少，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已演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文化统治，美国主流媒体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轰炸，以宣扬资本主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