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商品化必然带来竞争和垄断，这是世界新闻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传播媒介的垄断化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媒介集团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可谓20世纪媒介结构的最大变化，而媒体和信息垄断无疑是这一巨大变化下的突出产物。纵观整个媒体漫长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新闻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不伴随着信息控制权的集中。“谁控制传媒企业”是研究媒介结构必然要触及的问题。为了避免使分析陷入过于笼统，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建议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待这一问题：资源分配和经营控制。

资源分配的控制包涵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建构整体政策及策略；（二）决定未来的扩展方向；（三）制定金融借贷计划；（四）调控利润分配。显然，资源分配控制研究中必然触及国家的因素，因为传播政策的制定权是一种国家权力。经营控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运作，决定如何有效地运用已分配好的资源。一般来说，传媒企业的拥有者——股东——掌握资源分配的大权，因为并非每一个股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研究者要求进一步区分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经济所有权是少数持股达到一定数额的大股东在董事会上投票的权力，这些组成董事会的大股东是企业决策的核心。(www.daowen.com)

在“如何控制”传播媒介的问题上，一些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多强调结构的控制而不是人的控制。对他们来说，谁是经济所有者和控制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架构中的位置和这一位置所承受的压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分析传媒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传媒作为市场力量的运行方式。通过具体细致地揭示权力在其中的具体运作，有利于揭露传媒的两个神话：一是关于“公众服务神话”。传媒确实有公众服务的功能，但这种公众服务必须不妨碍媒体企业大亨们赚钱的需要。二是关于言论自由竞争的神话。人们常认为，观点的自由竞争是获取真理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不同信仰、不同思想，若能够自由竞争，最后得胜的会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神话。相对于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所有权、商品的兴趣。他们更重视文化商品的“交换价值”。对政治经济学者来说，在商品生产主导的社会里，传媒产品的交换价值是第一重要的东西，资本家投资传媒首先是为了赢利，意识形态只是传播工业的副产品。当越来越多的媒介落入越来越少的财团手里，传媒的讯息和观点来源越来越狭窄，而受众可以选择的余地必然越来越少的时候，受众离开真理（如果有的话）只会越来越远。诚哉斯言！在任何社会中，如果传播走向垄断，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将势必导致该社会民主化程度的限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