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政治经济学批评常常被人们归入欧洲批判学派门下，其原因就在于在欧洲批判学派中有一个“政治经济学派”分支。“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3]换言之，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传人。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主要是交换价值优先的观点、剩余价值的观点和竞争达到垄断的观点。他们对传媒的性质、目的和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都另有一番深刻而独到的看法。“对他们来说，20世纪西方的传媒首先是经济企业，然后才是意识形态工具；传媒企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传播不仅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即生产传媒产品，而且通过广告将其他生产部门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与其他产业一样，在剩余价值的诱惑下，传媒工业必然走向竞争和垄断。”^[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商品分析，传媒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也是商品分析。只是分析的对象——传媒产品——在马克思时代尚未被看作商品。在马克思主要生活的19世纪，传媒主要从事意识形态宣传，不直接参与创造财富，故属于上层建筑。但对当代政治经济学者来说，新闻传播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媒产品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商品，因而也就有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产品提供的意义，不论是一出戏，一部电影，一本小说，还是一张唱片，都要向消费者提供某种意义，否则就无消费的价值；产品的交换价值则是其在市场上出售的价钱，即价格。意识形态媒介批评重视传播产品的使用价值，但在政治经济学派看来，在商品生产主导的社会里，传媒产品的交换价值是第一要务，资本家投资传媒首先是为了赢利，意识形态是传播产业的副产品。传播学者应优先研究传媒的经济运作，而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运作。

传媒政治经济学者强烈地主张把传媒当作经济实体来研究。有些人甚至讥讽以往优先处理文本的倾向是一种“文人研究”的取向，是某种意识形态偏执的表现，这种取向“使得他们专熟的能力能够发挥，文人搞形象符码的能力，得到了尊重。”^[5]传统政治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经济决定论，他们习惯将经济看作是最终的决定力，为避免掉进绝对、僵化的决定论陷阱，当代政治经济学建议把经济看作第一步的推动力，但它并不能为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完整的解释。政治经济学信守两个逻辑：一是生产的逻辑（经济的逻辑）；二是权力的逻辑（政治的逻辑）。生产的逻辑不可避免地支配全球的经济活动，权力的逻辑则让经济决策的权力逐渐落入少数集团和个人的手中。这两个逻辑可以用来解释传播工业的两个持续的发展趋势：商品化和垄断。所以，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如何制约传媒的运作？谁以何种方式控制传媒？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分析，将能够进一步揭穿大众传媒公正、独立的神话。(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