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第二代旗手。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修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变得激进起来。他当过阿多诺的助手，并且三进两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早年即以批判理论扬名学界，在理论上他继承了德国理性主义的传统，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且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曾深入吸收。1961年，他完成《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教授资格论文并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普朗克协会，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两位所长之一，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1994年荣休。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有“当代的黑格尔” 之誉，在西方学术界举足轻重。

哈贝马斯对媒介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他的公共领域理论。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唯一一部关于大众媒介完整著作，从他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对人类传播重要性的关注和重视。他在该书1990年版的序言中交代其目标就是“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性类型。”^[12]所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博物馆、大学、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可以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可见，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说，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社会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指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政治权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可谓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他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等几个方面，具体论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走向瓦解的线索。哈贝马斯指出：

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往区分于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失去了其独有的特性。大众传媒普及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整合文化；它不仅仅整合了信息和批判，将新闻形式和心理文学的文学形式整合成以人情味为指导原则的娱乐和“生活忠告”。它还具有足够的弹性，同时纳入广告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一种超级广告，这种广告如果尚未存在，那么，它也会为了现状之公共关系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公共领域担负起广告的功能。公共领域作为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媒介，其作用发挥越大，它的政治功能就越弱，从而被伪私人化了。^[13]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性”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始终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织原则，贯彻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立法。公共领域是个人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但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公共性——如法庭审判时的公开性——所发挥的主要是评判功能。到了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的意见无疑又有所变化。它已经从公众舆论所发挥的一种功能变成了公众舆论自身的一种属性：“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14]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他甚至把政治公共领域视为一种“由大众媒体编造和传播的整合文化”。^[15]在封建社会，大众传媒还没有出现，因此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所有权是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所以那时的公共领域只能成为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演化及其转型，都是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其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商业性报刊结构不断转型，报业集中加剧，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独立性逐渐丧失：

报纸也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报纸也就受到了企业外部利益集团的各种影响。19世纪后半期大型日报的发展历史表明，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容易被操纵了。自从编辑部版面的销路与广告版面的销路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业变成了某些私人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利益的入口。^[16]

但是，如果与20世纪的电影、广播和电视等传媒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不断地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播媒介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就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就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而20世纪初首先崛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转移公众注意力，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大量地制造媒介事件，政治推销业于是出现，并成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生活景观。新闻业大众化的直接后果是“唯利是图”，获得的是销售量，牺牲掉的是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在哈贝马斯眼里，发达的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或帮凶。它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消费主义的泛滥，另一个则是“人为的公共领域”。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主宰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人为的公共领域”则是政治概念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显然，在哈贝马斯看来，要恢复媒体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自治，恢复其批判性，重建社会的公共领域，就要在大众传媒领域采取措施，以确保理性而非权力的运作。

【注释】

[1]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2]

[3]马静伟：《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简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4]转引自：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www.daowen.com)

[5]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6][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7][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8]陈爱国：《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形态构造》，《学术论坛》，2006年第6期。

[9]周宪：《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布尔迪厄的媒体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1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1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

[1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1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