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一般而言，权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广义的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传播媒介每时每刻都在向广大公众发送各种各样的信息，表面上看传播媒介的行为是一种专业性行为，它所“服务” 的受众也没有国家、民族、政治、经济上的限制和区别。实际上，这种“服务”隐含着无形的控制。以为充当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众传媒只属于专制时代，其实是现代人的一种错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传媒都与“霸权”具有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关系。首先从“霸权”角度开展媒介批评的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出生在撒丁岛上一个中下层阶级家庭，1911年获都灵大学奖学金，在那里受到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奈戴托·柯罗齐著作的影响。在都灵工人阶级运动的感召下，1913年他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开始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对落后的农民文化和工业城市的体验，影响了他的观点的形成，即认为在意大利从事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要具备一种全民的观点，并且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串着这样的主题，即工人阶级必须摆脱它的集团利益，同时必须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葛兰西欢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这场革命是由社会群众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实现的社会变革的范例。1919年，在葛兰西的协助下，在都灵创办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周刊——《新秩序报》。该报为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进行鼓吹，以便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移植到意大利具体环境中来。

1920—1921年间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进攻，导致葛兰西对它的群众基础进行分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一些有不满情绪的阶层，他们被大地主、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国家机器的成员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1921年1月，在葛兰西的帮助下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1924年间，葛兰西先后在莫斯科和维也纳为共产国际工作，当时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争论的时候，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在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1924年，葛兰西回到意大利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致力于把意大利共产党从其早期的宗派主义改造成为一个扎根于群众运动的政党。1926年11月被捕，并被判20多年的徒刑。在监狱中，他开始从事以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进行考察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写作《狱中札记》。这些作品受到狱官的检查，而且可利用的资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后竟写出了34本札记。1937年，在抱病多年以后，葛兰西终于因脑溢血在狱中逝世。在11年的的铁牢生活中，他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统治秩序依靠什么去维持？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在封建势力强大的俄国取得成功，而在工人势力最为强盛、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西欧却屡屡受挫？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葛兰西必须对此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因此，他在研究中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洞见性的观点，其中最有社会影响的当属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的所谓“文化霸权”是指文化（知识与道德）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最早由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间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策略的一部分而提出，涉及到无产阶级在联合其他团体如资产阶级、农民和想推翻沙皇的知识分子时所应起的文化领导权作用。列宁后来在《怎么办？》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更具体地指出，无产阶级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2]领导社会各阶级去争取推翻沙皇统治的胜利，既强调对大众的广泛宣传参与，也强调不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列宁的这一认识对文化霸权概念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直到葛兰西，文化霸权才作为一个概念被正式提出，从而形成了葛兰西最富有影响的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超乎马克思当初意料，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多年的经营，在体制上已经可以容纳反抗的力量。葛兰西把这一变化归结于西欧国家的“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一个现代政权的维持必须依靠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是文化霸权。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霸权，其统治方式与政治/经济有所不同。政治/经济统治依靠暴力强制，文化霸权则是依靠在市民社会中广为宣传、制造同意和共识来维持。前者雷厉风行，强力相向；后者潜移默化，细水长流。前者多用在危机时期，而后者则多见于和平年代。文化霸权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市民社会的存在。葛兰西理论中所说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上层建筑的主要范畴之一。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 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包括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院等，是推行政治经济统治的机构。市民社会指所有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包括政党、学校、教堂、文艺团体、工会、传播媒介等，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工具，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取得人民大众的同意和认同。所以，葛兰西得出结论，列宁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原因是那里的政治社会压倒一切，市民社会尚未形成，所以针对俄国政治社会的十月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西方不同，政治社会只是一块显露的前沿阵地，市民社会才是后面大片的工事和地堡，市民社会是现代政权最坚固的防线，往往能够承受最残酷的政治经济打击。(www.daowen.com)

必须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与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西方文化霸权”、“文化霸权主义”有着较大的区别。^[3]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与民族交往中西方文化霸权截然不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是以理服人，要在没有强制性的暴力措施的情况下引导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自愿认同，而不是以力治人。当今西方“文化霸权”并不是葛兰西“文化霸权”意义域中的文化霸权，而是一种文化暴力、文化强制，其目的是把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强制性地推行，从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领导权和支配地位，用以达到隐藏在文化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西方文化霸权的实现过程主要不是以理服人赢取价值共识，而是在民族文化交往中通过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等手段强制他民族接受、认同其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企图同化、摧毁甚至消灭他民族文化，以便资产阶级能够随意地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和压迫。一句话，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同质的世界。当这种构想在民族文化交往中受挫，当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或不能满足的时候，民族文化交往根本就不会是寻求价值的共识，而是强制，甚至是战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冲突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葛兰西最有贡献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文化霸权形成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文化霸权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抗争和妥协的历史过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葛兰西恐怕是第一个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取得霸权地位，必须经历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通俗化过程，使上层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逐渐渗入到从属阶级中去，成为被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常识”。在渗透的过程中，统治阶级不免要遭遇到被统治阶级的抗争和抵制。为了赢取民众的同意，统治阶级总难免要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这种妥协和让步是为了把民众拉进来，营造一个“共治”的假象。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对媒介批评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大众传媒是葛兰西所定义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意识形态交锋、文化发生冲突的关键场所。大众媒介提升、延展了一些意识形态观念。通过它们，这些意识形态变得合法化了，传播起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甚至富有很大的魔力。在日常的娱乐节目、新闻和商业广告中都在展示、渲染以及传播各种文化信息碎片，各种各样的信息片段凝结形成意识形态系统。另外，大众传媒的全球化不仅影响到全球的媒介市场，也带来了媒介强势国家对媒介弱势国家的单向性文化输出。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无论是对国家内部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还是对国际间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都有极为重要的警示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