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理论为传媒学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话语批评园地。在这块园地上，一切有关非西方国家的话语，从学者论述、政府宣传到诗歌小说，都可供后殖民主义分析。“但对传媒学者来说，最有价值的莫过于与第三世界相关的新闻报导和电影创作。”^[18]批判后殖民主义的传媒学者关心这样的问题：西方的新闻媒介如何选择性地报道第三世界？荷里活电影如何歪曲、贬低、甚至妖魔化第三世界的人民？例如布鲁克斯（Brookes）1995年研究英国报纸的“非洲”新闻，发现这块并不十分遥远的非洲大陆被忽略了，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它在国际新闻中占有的比例远远少于其他西方国家，而且将近一半的非洲新闻聚焦在白人居多的南非，剩下来为数极少的非洲新闻又多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强人政治、内战、侵犯人权、等候援助、暴力、大量死人等有关。一些后殖民主义学者分析《太阳帝国》《末代皇帝》《东游记》《大班》等美国导演的“中国”电影，发现电影中的中国人或者是“布景”，或者是阴性化的他者，他们都是没有公开自我表述能力的人。

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上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西方的报道和电影如何影响本国人对东方的认知，并进而影响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意识”（或“本土意识”）？研究第三世界电影摄制的美国学者阿姆斯（Roy Amnes）在1987年的研究中发现，荷里活电影的后殖民主义影响了第三世界电影的拍摄。如中国第五代电影在“文革”后终于能够冲出亚洲，扬威国际影坛，这一惊人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以加入西方殖民话语的主旋律为代价。例如受西方电影理论影响颇深的第五代电影，像《黄土地》《红高粱》《猎场扎撒》等，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19]影片中那一片片荒凉大地的影像完全符合了西方人眼中的古老、神秘而又有待开发的中国形象。《秋菊打官司》之后，中国人进入了现代都市，蛮荒风味固然洗掉了，但作为落后、封闭而守旧文明的图像依旧如出一辙。如朱耀伟对《霸王别姬》的分析：

本来由中国人导演和演出的《霸王别姬》应该比西方人和美籍华人的“中国”电影来得更为“中国”，而其对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图像的英雄也更为正确。再者，作为流行文化的《霸王别姬》对主导论述也应有所冲击，而观众在观影后也可有创造性的接受的余地。可是，《霸王别姬》的高等文化包装使其观众面有限（普罗大众对严肃电影的无形抗拒），虽然张国荣的参演已经帮了一把。《霸王别姬》所播散的中国图像因此反而在西方，以及学术论述的场域中更有影响力。^[20]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希光等人撰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虽然人们对该书有过这样那样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根据作者一些亲身经历而写就的具有媒介批评意义的著作。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是，此前的1996年，很多事件引起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剧，比如上海孤儿院事件、台湾海峡危机、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直播风波。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本书的作者开始反思美国媒介在报道中国时的种种不公平，丑化中国，准确地说是“妖魔化”。于是在李希光先生和美国华裔教授刘康的组织下，由3位在中国的学生和3位在美国的华人共同完成了这本书。从此，“妖魔化”一词风靡了中国新闻业界。书中分析了美国媒介“妖魔化”中国的诸多内在的原因，如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美国人白人至上的观念、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经济贸易上两国之间的摩擦等。而在对于中国的报道中，媒介不遵循客观报道，总是“妖魔化中国”，只报道中国落后的一面，中国一般会被描述成：核战争的狂热分子；对别国知识产权构成威胁；吃光世界粮食的国家。

该书其中一章中讲到了好莱坞和中国人的形象问题，作者从影视的角度出发，以具体的影片来分析中国人在美国大片中的形象。这些影片中的中国人往往作为反面人物出现，比如核战争狂、制造恐怖案件的“坏蛋”、黑社会头目等。即使作为正面形象，也缺乏人物应有的阳刚之美。即使是在今天，美国电影中的东方面孔也不见得是正面的形象。在美国曾经很流行的关于中国的书多为一些极端分子所写，比如《苦海余生》《上海守灵》等，把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描述成完全的黑暗和无奈。而中国激情的大学生写成《中国可以说不》却被说成是政治的产物，而遭到美国媒介的攻击。在粮食问题上作者专门写了一章，当时李希光先生在《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有机会接触到曾提出“中国人不能养活中国人”观点的布朗先生。在记者的采访下，布朗先生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牵连政治。但在媒体的报道中却上升到了政治问题，从而严重违背了事实本身。

中国香港学者朱耀伟先生是研究后殖民主义批评非常突出的学者。他善于从香港的后现代语境和后殖民处境出发，感同身受地写出自己的不俗见解，并对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做出冷静的理性分析。中国在西方文化批评话语中具有怎样的图像？中国在新世纪具有怎样的文化形象？面对这些问题，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一书中讨论了中西的话语理论家及其对中国图像的论述。该书沿着后现代主义以降的批评脉络，借引介西方当代批评家及在西方写作的海外华人批评家的理论，希望拼贴出有形无形的中国图像。当代批评家不时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中国”，而其他有关“他者” 的论述也一直被视为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这样的批评场景中，中国图像又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呢？作者尝试显豁中国图像与主导论述的微妙纠结，从而凸显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对读者梳理中国当代后现代问题具有及时而深刻的启示意义。其中涉及的人物有利奥塔、福柯、德里达、萨义德、法农、巴巴、克里斯蒂娃、斯皮瓦克、张隆溪、周蕾、杜维明、李欧梵、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很多讨论时有精彩之处，尤其以对海外华人批评家的批评文本的深刻分析，对中国当代后殖民问题的揭示有重要的推进意义。^[21]

在朱耀伟看来，“中国”图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若不能生发出自己的话语空间，便难以有自我衍生意义的能力和现实性。例如，萨义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论述实践时也提到了中国，但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批评家。中国的沉默表明其急需自我发声，而知识分子对中国声音的拓展有着重要的责任。后现代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商品，支配着亚太地区的文化生产。但是后殖民作为反殖民、反中心、反垄断以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质的消失，又使得后殖民话语不能适切地描述出香港等亚太地区的双语文化经验，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产出一些东西方混合的文化和语言杂糅。在对这种语言杂糅状态的审理中，朱耀伟先生注意到后殖民语境中香港双语精英问题，他认为“双语”也可以是一种英文论述对中文的改造。语言文化之间的“无意义”与“双语”关系若何？香港之“双语”是否只是“双语他者”的另一个名称？他认为香港的优势其实就在于其“中间性”，有着处在中西之间的有利位置。假使香港文化生产能够导向对殖民文化的固有标准之冲击，也许中国图像将可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无意义”中自我呈现。朱耀伟认为，讨论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图像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对自我形象的文化政治构筑日益成为一个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的重要前提。

朱耀伟的研究给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学者的启示是：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

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后殖民理论家基于自己的东方或第三世界背景建构出来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变化得如此之快而且包括了如此之多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因此它只能被当做是一个集体名词的单数。”^[22]后殖民理论包括关于各种经历的讨论：迁徙、奴役、压迫、抵抗、表现、差异、种族、性别、地方，以及对诸如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等欧洲帝国的颇有影响的主流话语的反应，还包括所有这些东西可赖以产生的说话和写作的基本经历。这些东西中也许没有一样从本质上说来是后殖民的，但是它们结合到一起，便形成了这个领域的复杂结构。虽然后殖民理论并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批评方法，但它提供的论域以及批评实践中提出的诸多概念，对媒介批评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注释】

[1]郭英剑：《文化帝国主义抑或全球化——（代出版说明）》，[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3]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4]杨蔚：《“西方”的“东方”——萨义德〈东方学〉浅析》，《考试周刊》，2008年第45期。

[5]转引自：于文秀：《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6][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7]转引自：王宁：《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兼论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www.daowen.com)

[8][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9]转引自：于文秀：《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10]转引自：周兴杰：《他性话语的交汇——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融合》，《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1][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12][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3][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4]赵稀方：《霍米·巴巴及其批评》，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 id=16416.

[15]Homi K. Bhabha, The Other Question, Stereotyp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 P 77.

[16]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 P 90.

[17]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 P 120.

[18]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19]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0]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21]王岳川：《〈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序》，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2]转引自：王宁：《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兼论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