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的一个贡献是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进了性别（女性主义）视角，并进行了富有深度和创见的解读。正因如此，斯皮瓦克的理论在女性主义批评领域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斯皮瓦克的批评之所以被称为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是由于她既是一个后殖民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的理论批评既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又反对男权中心话语。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她主要集中对第三世界妇女所受的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群体以及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妖魔化塑造和殖民主义叙事等进行了揭示。这些批评在当今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成为她的后殖民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在《从属臣民能够说话吗？——关于印度妇女殉节的思考》和《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两篇长论文之中。

斯皮瓦克关于第三世界妇女丧失话语权的分析，以其论文《从属臣民能够说话吗？——关于印度妇女殉节的思考》最为经典。在她看来，第三世界妇女受到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一是男性中心主义，二是白人中心论。作为后殖民批评家，她尤其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

与一切解构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反本质主义特征那样，斯皮瓦克作为有解构学派倾向的后殖民批评家，她也极力地反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特征，即将妇女这一群体建构为同质化的所在，而忽视种族和民族差异性的存在。斯皮瓦克认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打上了父权制和殖民化过程的烙印和标记，从而在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建构下，成为非真实的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作为“他者”的第三世界妇女已成为一种理论的虚构。斯皮瓦克回忆说，她作为一名研究生刚到美国时曾对“国际女性主义”特别感兴趣，但很快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原因在于“国际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普遍的类别加以论及，而且西方女性主义在代表和干涉属下妇女时的“直率”也令她难以下咽。她认为，“国际女性主义”实际上首先是一种发达的西方话语。因此，她提醒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在对待第三世界妇女问题时要消除自觉或不自觉的特权意识。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www.daowen.com)

在对殖民话语和本土传统的分析批判后，斯皮瓦克认为，在双重的权力话语的压制和模塑下，第三世界的妇女只被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和占有，从而发生了严重的自我错置和误认。对此，斯皮瓦克曾经予以总结说：“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 错置的形象”。^[10]在殖民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双重压制下，属下妇女无疑成了哑言主体，不存在受种族与性的歧视的属下主体可以说话的空间，即“属下不能说话”。斯皮瓦克“显然认为属下依然还有通过非属下的中介才能被听到，或者说在属下能说话时西方人会选择不听，再或者说属下说的话可能是被多种因素决定的，因而不能恢复‘纯粹’形式是属下意识。”^[11]这说明属下已经被帝国主义“格式化”了，结果就只能以许多年前的词语形容她们的社会存在或者属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