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中，斯皮瓦克的文化批评颇有分量和挑战性，同时也最难捉摸和最为复杂。她在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学术影响仅次于萨义德，然而却最具有争议性。她的著述被公认为晦涩艰深，这主要是因为她的著述具有多种理论来源和理论方法，同时她所关注的问题驳杂而又横跨多个领域，这也使她的思想难以形成清晰的体系。如《斯皮瓦克读本》编者所总结的那样：“在过去的15年，她的学术生涯是循着一条复杂的知识轨迹发展的，通过对解构理论的深刻的女权主义视角考察，然后是对资本和国际劳动分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接下来便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批判，一直发展到对与民族性、种族性、迁居者的身份以及与一个民族或作为一个新殖民世界上的后殖民文化形式相认同的东西相关联的种族问题的批判。这样的知识轨迹为斯皮瓦克赢得了相对说来参差不齐的国际读者。”^[7]斯皮瓦克理论晦涩难懂的原因除个人文风所致之外，还在于理论归属上的极为复杂。她在著作中常将多种方法整合一处，她拒绝在排斥其他学派的前提下信奉任何一种批评学派或文化/政治的主导叙述方法。她的理论立场亦闪烁不定，比如她一面在《在他者的世界里》承认德里达对她的影响，不止一次地将德里达称为自己的老师，同时她又坚持认为“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同样难以确定，她一面表白“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她又对罗伯特·扬宣称“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己是进入“马克思理论深处”的人。斯皮瓦克在理论归属上的不确定性、模棱两可性甚至“充满异质性”的特征，与她的批评信念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坚持认为批评家必须在“没有一个总体的分析立场”^[8]的情况下从事批评。同时，这也是她对所青睐的解构主义对差异与异质并举的理论精神的张扬所致。尽管如此，通过分析考察，人们不难看出她的理论中浓厚的解构主义的底蕴。

斯皮瓦克的成名与德里达有直接关系。当时曾在一所名气不大的大学任英文系教师的斯皮瓦克，通过翻译介绍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一下出了名，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解构主义到女权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大师级人物。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而且也是对德里达思想把握最为准确的研究者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她为德里达的代表作《论文字学》撰写的那篇长达80页的“译者前言”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她认为德里达的理论内蕴着反对普遍化和同一化霸权的思想，这对后殖民理论中作为霸权对立面而存在的他者的研究，极富启发性，包含着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将种族中心主义称作欧洲普遍危机的一个表征。同时，德里达反对“让别人为自己说话”，并提出“完全的他者”的概念，“这些方面对第一世界之外的人民具有长久的用途。”可见，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思想的确有透彻而独到的理解，但她也认识到了，来自西方并把西方作为思考重心的德里达在思想上并未完全跨出西方视点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拘囿，因此她表示要“运用并超越德里达的解构方法”。^[9](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