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播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相结合、以解构性和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随着大众传媒与社会生活之间日渐紧密地发生关联，大众传媒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传播学在西方逐渐成为显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性别与媒介研究开始在传播学界受到关注。”^[11]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中外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西方的演进历程，一开始是从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批判（属于传播内容批判）、受众批判，延伸到文化批判，进而发展到传者批判、媒介制度批判，最后发展到媒介批评方法研究。女性主义媒介批判的兴起，经历了从妇女运动到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大众媒介性别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大量新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现，使人感到妇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要远远复杂于女性主义理论所提出的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女性主义等取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不断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978年，美国传播学者盖耶·塔奇曼主编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的出版，作为美国女性与媒介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女性主义在新闻传播学领域里的渗透和拓展。1976年卡罗尔·阿楚尔（Karol Kschur）的《日间电视——你将永远不想离开家》及1977年英国《银幕》杂志刊登的《电视：行动中的世界》，标志着女性主义开始涉足电视批评。盖耶·塔奇曼的《大众媒介对妇女采取的符号灭绝》，安德烈·普雷斯的《霸权过程中的阶级与性别：女性理解电视现实和认同电视人物中的阶级差别》、玛丽·艾伦·布朗的《女性主义文化电视批评——文化、理论与实践》、H·莱斯利·斯蒂夫斯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媒介研究》等，都注重采用社会学、符号学、精神分析、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方法，但主要依赖于内容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女性主义电视研究方面的经典文献。

西方新的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则是侧重于研究肥皂剧、音乐电视（MTV）、电视广告与女性躯体。这些研究比较侧重关注电视文本的叙事方式，旨在“检视电视作为机制发挥功用的方式而不是尽力研究电视节目中的性别角色，重在解释生产方式与接受方式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潜在的意识形态性。”^[12]由传统的女性主义电视研究转向新的女性主义电视研究，标志着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由性别分析转向媒介机制研究，由单一的内容分析过渡到一系列的整体叙事策略研究，是女性主义电视批评走向深化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者便开始对广告、新闻媒介、视觉艺术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展开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对女性的错误再现（Misrepresentation）和低度再现（Underrepresented）两个焦点上。所谓错误再现，即女性在媒介上展现的形象被认为是一种刻板印象，媒介并没有如实并充分地反映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全部。相反，却一直将女性限定在少数几种特定的社会角色之中：^[13]（一）祭品/牺牲者形象。为了维护传统的社群或家庭的利益，女性通常是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角色。例如电视剧《渴望》中的女主人公刘慧芳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任劳任怨、忠诚本分等种种美德，人们也因此对刘慧芳充满了敬佩和尊重。通过这样一个典型形象，受众从中获得了性别文化认同，强化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角色效仿。然而被受众忽略的是，在刘慧芳这个人物身上，看不到女性的要求，听不到女性的声音。强大的男权话语完全压制了正常的女性诉求，遮蔽了对一个真实人物的全面观照。（二）妖女/荡妇/狐狸精/性感尤物的形象。她们一个个被描述成充满邪恶、酿成灾祸的形象，从褒姒、妲己到潘金莲，无不承受着千古骂名。男性被描述为受诱惑的形象，而女性则仿佛是撒旦的使者、魔鬼的同谋。这种类别的女性被看做一种解构的力量，对世界秩序产生威胁。（三）贞女形象。这种形象非常符合传统审美标准和行为规范，具有关于传统女性美的一切特征，被奉为女神。塑造这种完美女神形象的根本目的在于向更多女性强化一种朝着贞女的目标改造自己的意识。（四）母亲角色。母亲是爱的化身，她永远承受着一切，包容着一切，永远奉献爱、抚慰与谅解，永远如同大地一样沉默、宽厚、丰饶，是男性永恒的栖息港湾，也是男性的罪过得以宽恕的保障。这，其实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其中填充着男性的欲望、恐惧，男性社会的困窘和匮乏。她是男性的成人之门、天堂所在，或是毁灭天使的人间地狱；她是男性庇护的天顶，或是命定的克星。显然，男性而非女性是这些女性类型意义确立的唯一参照。

所谓低度再现，是指女性及女性议题在主流媒体上被普遍地忽视，或者是被边缘化、碎片化。即使在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有所增加，但是女性被媒介关注并报道的机遇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例如，美国学者高拉格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国际通讯社所发布的外电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其中关于女性的外电仅占总体的1.5%。这种女性被显著低度再现的现象，曾被学术界称为“女性在大众媒介上的灭绝”。另外，受到媒体追捧的女性形象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如果社会需要女性处于工作压力之下，那么主流媒体将女性塑造成为干练的职业女性的形象；或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可以把女性表现为享受家庭生活、甘当家庭主妇的形象。马克思主义学派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并不具有完整性，而是被政治、经济关系所操控，碎片化地存在着。例如利利安·鲁滨逊在《我的方针是什么？——谈电视虚构与女性工作》一文中通过现实的职业女性去考察女性形象，结果她发现：其一，电视中的女性，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都趋向于被委派去做被认为是“扭捏作态”的工作，从事一些地位低微的工作。这与女性实际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二，电视中的形象毁坏性地将女性的工作身份和境况塞进“性”当中，暗示没有“性”的性别特性，没有被观看的地位存在，女性将毫无优势可言。这一点与现实生活中许多工作并无明显的性别要求，以及女性的性别优势在工作中更多体现为韧性、细腻等的现实之间有很大差距。

女性形象的错误再现和低度再现，都在无形之中造成了社会的误读，加重了女性在两性话语中的弱势地位。

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之际，在欧洲启蒙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女权运动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就开始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更是以女权问题为突破口来提倡个人权利、反抗传统文化。女权问题在那个时代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尺、个性／人性解放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女性是处在各种封建压制的最底层，他对解放步骤的设想是“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14]这种“只要制度解放了女性就能得到解放”的思维曾被女性学界形象地称之为“搭车解放”，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不管是倡导“人权”还是强调“人”的政治经济斗争，这里的“人”都是借用的男性主体，而将女性问题的解决作为最终促进社会其它问题的解决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20世纪上半期的女性解放逻辑之中。与此相适应的便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女性解放思想，尽管在有关女性的人权、经济独立权、教育权、参政权、婚姻生活主权等各方面开展得蓬蓬勃勃，但多从界定女性与男性“一样”地实现社会价值的层面进行论述，或者说只有符合这种将女性解放吸纳进政治经济解放中去的思想才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首肯，而其他较为“另类”的观念则暂时无法统摄到有关“女性解放”的视线中去。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问题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有增无减。在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观念下，大批妇女获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能对就业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有所突破，在客观上使得女性有可能选择一条不必依附男性而独立生活的人生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开始在我国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并经历了一条从妇女运动发展促动女性主义学科勃兴，逐渐扩展到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进而到大众传媒研究，最后发展到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成长之路。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起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

但综而观之，中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5]

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移植痕迹过重、缺乏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在研究中只是移植了西方的这样一个理论和视角，拷贝了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范式，但在国内具体的研究中却没有从实质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相关研究面比较狭窄，而且主要还是在运用西方理论来开展国内的文本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研究方法基本是以文本的量化分析为主，主要分析角色数量、呈现次数，局限于文本分析本身。有的研究甚至连最基本的量化分析都没有，仅停留在对传播现象的描述，至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等深层次的洞察更是蜻蜓点水。虽然相关的研究在不断增加，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并不多见。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先入为主、概念挂帅的问题。如在我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成果中，大量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忽略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语境，论定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上走进了性别刻板印象的误区。其实，很多人在研究中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将媒介的刻板印象认定为确然的事实，然后在这一框架下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而实际上，媒介对女性的描述固然不排除存在着刻板印象，媒介的宣传与构建对于媒介女性报道也有着很大影响，但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者刻意强调性别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因素，把女性的弱势地位和遭受的不公与歧视，统统归罪于媒介的塑造和构建，而忽略了社会生产领域的更多和更深层次的其他原因，这样的研究自然无法令人心悦诚服。

女性主义研究是一个通用的标签，它旨在探寻社会中性别的意义。因为正像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社会生活确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性别化了”，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是根据男女性别进行的体验。这不仅仅包括生物上的性别，也包括几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比如语言、工作、家庭中的角色、教育和社会化等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目的是揭示这个被性别化分割的世界的力量与局限性。在当代媒介批评研究领域，“女权理论批评在传播研究中已越来越流行了。”^[16]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了男性语言偏见影响两性关系的方式，男性统治对女性传播方式的束缚，女性适用于抵制男性语言和语言类型的方式，女性传播形式的力量等。鉴于媒介在形塑人们生活方式上的重大作用，可以预见，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未来仍将会有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注释】

[1]舒立言：《谁说女子不如男——豫剧〈花木兰〉唱词赏析》，《上海戏剧》2005年第10期。

[2]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www.daowen.com)

[3]舒丽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共领域中的妇女》，《理论月刊》，2008年第1期。

[4]转引自：闵冬潮：《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5]参见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6]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7][日]富士谷笃子：《女性学入门》，张萍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页。

[8]参见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7页。

[9]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10]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11]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12]郑大群：《新女性主义电视研究概论》，《求索》，2006年第3期，转引自：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

[13]曾娅妮：《媒介批评：理论与例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185页。

[1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6年横排本，第33页。

[15]参见姚小云：《国内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新闻爱好者》，2012年8月（上）。

[16][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