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人权和解放运动的催化下，女性意识空前高涨，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遂应运而生。这一批评假设话语是性别自我表达的工具，女性并非真是无声，也并非只是复述男性的话语，女性也需要表达自己，只不过在男性言论的高压下，女性不能不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这一派别的批评家开始转向女性自己的作品，试图在各种男性噪音中找到一种真正的女性声音。

激进女性主义属于一种生理/心理决定论，认为男女对抗根源于男女之间生理和心理上的本质差别，男女代表两个难以沟通的价值和文化系统，男性充其量只能表示同情，而不能真正理解女性，故权力和话语的自治才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出路。激进女性主义与前两种女性主义的着眼点不同，它强调“差异”，而不是“平等”，担心对平等的过于强调会使女性因被男性同化而失去自我。卢宾（Gayle Rubin）于1975年提出的“性别制度”学说，是这一派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代表。卢宾没有追随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看法，认为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而是采用结构主义人类学者莱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方法探讨性别歧视的起源。她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生儿育女）早于一切社会生产方式，调节人类自身的生产的机制，即卢宾所谓的性别制度，要早于一切社会制度。而性别制度则是建立在女人交换的基础之上，婚姻是两组男人之间交换女人的一种仪式，交换双方信守“女人是信物，只用于交换” 的契约，不与他人共享信物，因而出现了“乱伦”、“同性”等社会禁忌。所以，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不是经济制度。在卢宾看来，所谓的社会男女分工（既女人在家养儿育女，男人出外谋生）的符号意义大于经济上的意义，分工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制度化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利于性别压迫。(www.daowen.com)

另一位激进女性主义代表肖瓦尔特（Elaine Showlter）则强调女性的特质。她提出了一套“女性亚文化”的理论，认为女性有青春期、行经、怀孕、分娩和更年期闭经等独特的生理过程和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等心理过程的体验。这些特殊的体验使女性发展出独特的话语传统。因此，这一学派的话语批评不再强调平等，形象的差异不再是批评的对象。她们开始潜心研究女性的写作传统，开始正面评价甚至欣赏女性作品中的“妖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