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受到一些责难，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影响最大最长久的理论。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如伍尔夫和波伏娃等都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批评主流话语，认为主流话语是父权制用以强化其对女性的“政治经济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巴勒特曾指出，妇女问题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妇女的命运最终受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支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

强调女性的经济枷锁和性别的“阶级压迫”，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两大特色。这两个特色使女性主义批评家只能在温和与激进之间徘徊，视男性亦敌亦友。“由于强调经济的制约，‘财产’、‘物质’等成了男性的‘替罪羊’，故伍尔夫认为女性沉默的重要原因是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波伏娃则相信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地步，妇女问题自然会解决。”^[9]由于将性别等同于“阶级”，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往往又倾向于将男性视为敌对势力。一些批评家常常套用马克思的“阶级压迫”理论，认为男性的性别压迫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女性家务劳动的无偿占有；（二）女性肉体为私有财产，肆意占有；（三）剥夺女性语言、写作等权力。(www.daowen.com)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注重话语的“阶级分析”，刻意模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分析方法，只是以女性的生殖概念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用性别阶级代替社会阶级；用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代替控制权。她们继续批评被过去作品所扭曲了的女性形象，但加入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分析。在进行文本和话语分析时大量使用诸如“阶级”、“种族”、“压迫”、“物化”等概念，带有浓烈的社会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