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Feminism）又称为女权主义、女权运动，是指为结束性别剥削和压迫，促进性阶级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除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女性主义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如女性、跨性别）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女性主义是一种由社会运动发展出来的一种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定位的理论形式，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最初的产生和兴起，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首先有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想获取和男性同样的一种社会地位以及文化认同，由此就产生了现实的女性主义运动。在这样一个运动基础之上，就逐步地形成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

始于18世纪末期的女权运动是女性主义的第一阶段。西方女权运动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无论是女权运动最早兴起的法国，还是以思想保守著称的英国，或是以反抗殖民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国，都体现出女权运动爆发的某些共同动因，即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解放了包括女性在内的西方人的思想，唤醒了包括女性在内的西方人的权利意识。”^[2]18世纪末，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深受西方个体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妇女也同男子一起汇入革命的洪流。然而，她们很快从社会现实中发现，“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谓的“天赋人权”，仿佛只是男子们的“专利”，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充其量是“男权宣言”，资产阶级革命使男子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体权利，妇女的权利却仍然遭到排斥。

法国大革命中的广大妇女因所属阶级、地区、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差异，在大革命中所承当的社会角色和诉求并不相同。社会底层的妇女与中上层妇女活动的目标与内容有着明显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野，即“她们在大革命时期的公共领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法国妇女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权利自觉意识的统一整体。”^[3]法国乡村妇女占有数量上的大多数。她们在大革命中的主要活动是复兴天主教运动，以及强烈抵抗非基督教化运动；法国城市女工是大革命期间大规模生计运动的参与者，发生于巴黎的生计运动与政治易于发生关联，法国其余省份的生计运动则限于传统框架之内，与政治关联不多。与法国乡村妇女和城市女工不同的是，在大革命中躬身其间的法国中上层妇女，开始有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自觉意识，开始审视自己受歧视的命运，质疑父权秩序，试图探寻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理由和坐标，把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当作妇女解放的参照物。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近代人权思想的一部分，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有所孕育。到了17世纪的时候，法国哲学家浦兰·德·拉巴尔在《论两性平等》中就提出了“性别平等”这一主张；1791年，法国妇女界领袖奥比伦·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标志着女权思想的产生。她在这篇妇女解放的战斗檄文中，大声呼吁妇女与男人理当拥有同样的天赋人权：“自由、产业、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4]她认为，妇女在行使天赋人权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男人们。男人们向妇女施加各种无休止的、有形无形的限制，阻碍妇女获得天赋人权，改革、去除对妇女的各种歧视性限制，是妇女获得自由与平等的关键所在。

奥比伦·德·古日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当时法国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所致。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曾经这样揭露女性地位的低下：一个女人若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娼妇，女人的本分就是为家庭献出一切；女人天生的软弱无能。这些关于女人的界定束缚、贬抑了女性，也造成了女性自身的自我限制，女性在社会中作为“他者”的角色，总是由于破坏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父权秩序而被判为疯狂、边缘甚至是变态。法国著名的人权主义者卢梭就坚持认为人权只是男性的专利，女性是男人的附庸和陪衬，是人类（男性）以外的东西，不能成为人权的对象。^[5]根据拿破仑法典的规定，已婚妇女和未成年者、犯人、精神病患者一样，没有行使法律的权利。社会不准女性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生存，女人在法律上毫无地位可言。奥比伦·德·古日所倡导的在法律、政治面前男女应该平等的思想，在当时的法国可谓振聋发聩。虽然《女权宣言》表现的自由平等观主要体现于婚姻、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但动荡年代的私生活是折射时代的一面镜子。古日因为违背了社会给她规定的道德准则，在1793年被以“丧失女性应有品德的阴谋家”的罪名送上了断头台。(www.daowen.com)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思想一向较为传统保守。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理论及其实践赋予父亲和丈夫统治妻子和孩子的广泛权威；根据自然界的预言法则，父亲是一家之主；根据上帝的旨意，妻子应该和孩子、仆人一道服从丈夫。”^[6]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妇女（包括中上层资产阶级妇女），并没有像男子一样获得所谓的“天赋人权”。英国虽然承认女性王位继承权而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有伊丽莎白二世这样的女领袖，但广大妇女仍然处于附属地位。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文雅、贤惠的家庭主妇是人们所赞美的女性形象。当时英国的主流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歧视，始终极为严重和严苛。更有甚者，作为国家领袖的女性也未必就能容忍男女平权的思想，作为男权政治精神象征的“她”以一个准男性的视角看待自己所处的王位，却不愿站在女性的立场正视女性群体受歧视的状况。在仇视女权运动方面，她和那些秉持男权文化的男性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维多利亚女王还颁布诏书说：“女权运动拖延时日，贻害无穷；是违反道德的疯狂行为。它使那些忘记了女性应有品行的可怜的同性丧失了理智。为此，女王呼吁一切响应号召的妇女团结起来，口诛笔伐，全力阻止这些可怜的女性所进行的女权运动。女王对这个问题的忍耐是有限度的。”^[7]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在女权问题上的保守程度可谓根深蒂固。历史奔腾向前的趋势不可逆转。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写下了《为女权一辩》的文章，把男女平权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联系起来，使对女权思想的论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后，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权理论使之系统化。19世纪以降，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最终形成女权主义理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武器。

美国在独立革命后所颁布的《独立宣言》明确亮出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旗帜。尽管许多妇女和黑人也为独立革命出生入死，但革命果实却被白人男性独吞，妇女和黑人仍然不被当做与男性平等的“人”看待。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妻子艾尔比盖尔·亚当斯，也曾告诫丈夫不要忘记妇女在独立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没有女权制衡的无限男权会使男人变成暴君。约翰·亚当斯虽然非常信任妻子，但并没有接纳她关于妇女、黑人权利应当得到重视的劝告。可见，当时的美国对妇女和黑人的歧视之深。到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妇女们也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同男人一样出生入死的妇女们，在看到奴隶苦难（尤其是女黑奴任人玩弄的悲惨处境）的同时，发现白人妇女自身也处于受压制和无权的状态。她们投身废奴运动的积极性并没有得到男性成员应有的支持和重视，甚至不被男性成员承认。更有甚者，那些主张解放奴隶的男性理论家向参加废奴运动的妇女们施加种种压力，指责女人不应该公开介入社会问题，认为女人的本分是协助丈夫做好家务，参加政治运动是男人的事。这使妇女们意识到自己在法律、政治层面没有平等地位，如同被婚姻制度束缚的奴隶，妇女的权利自觉意识开始产生。于是，废奴运动成了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导火索。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田纳西州召开，与会的3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40名男代表）都是废除蓄奴制的支持者。这次会议通过了伊丽莎白·斯坦顿起草的《女性独立宣言》。在宣言中，她们列举了社会、经济和法律等领域对妇女的种种歧视，提出妇女要有参政权、受教育权、就业平等权、妻子拥有与丈夫平等的法律地位等要求，并通过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决议。到了20世纪20年代，终于形成了女权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女权主义开始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概念，这表现为妇女同工同酬运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等。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非仅局限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它的萌芽、出现、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实际的斗争中，西方妇女运动的开始要早于其理论的正式形成。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久，女权运动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西方妇女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诸多方面的权利，并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同时，社会经济的变革又使得大批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进入一向被男子所独占的公共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共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出了不亚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们通过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而进行的科学发掘与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为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认识到完全可以从自身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西方妇女运动最初是无产阶级妇女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以获得维护生存的经济收入，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高科技，使生产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高科技的运用使劳作简单化，客观上为妇女提供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社会条件，也使妇女的这一要求有了可能实现的机会，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确实雇佣了大批妇女，从而也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