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詹姆斯·罗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对人的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乃至社会权力机构可以通过传播渗透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动。”^[14]无论是将媒介理解为文本，还是将之认定为机构，大众传媒都是意义生成的系统或工具。编辑修改稿件是一种主体性行为，是一种构建和维护意识形态的活动。《战地文化》的编辑对范长江《歧途上的危机》一文修改的背后，到底传达了什么意义，或者说表现了编辑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这要通过分析其具体的修改内容，并联系媒介主持人的身份以及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进行思考，才能有所体悟或洞悉。

从《战地文化》编辑对范长江《歧途上的危机》一文的修改内容上看，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战地文化》的编辑将内涵非常明确的“地主”改为比较模糊的“封建势力”，固然是因为“封建势力”的语义包容性强，可以涵盖“地主”对象，但也具有将批判的对象故意虚指化，降低批判的火力和强度，达到维护甚至隐隐约约包庇地主的目的。这无疑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所施加的编辑行为，分明透露出编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思想情感。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分析过：“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5]阶级矛盾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退居为国内次要矛盾，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16]只是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而已。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阶级矛盾仍然会尖锐、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阶级基础与核心就是买办和地主阶级，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和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17]还时时企图借抗日溶化、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战地文化》的编辑通过修改稿件刻意为“地主”提供某种保护，反而充分暴露了其所顽固坚持的政治立场线索，暴露了其维护统治者阶级身份的政治意识形态本质。

（二）《战地文化》的编辑意图明显地在闪躲和回避国内“磨擦” 问题，尤其是回避对“磨擦”原因的探讨。被删改掉的几处重要文字中，几乎都有“磨擦”字眼，如：1．“一年以来，国内党派间磨擦之声浪日高”；2．“磨擦不安”；3．“不过，从最近党派磨擦问题比较紧张之后，全国国民都深切的感到新的危险。如果这种不幸的现象继续下去，势必威胁统一团结。统一团结如有问题，抗战必受重大的挫折。日本此时正架陷泥沼，已届没顶之期，如中国内部团结分散，无异在泥沼中为她铺一条石路，她将因此转危为安，而我们反将掉入泥潭。今后民族复兴将倍形艰难，全民族对复兴运动所付的代价，亦将十百倍于今日，所以我们要用一切方法来反对磨擦现象的发展”；4．“我们还须认识到，如果磨擦不休，影响了统一团结，那时纵然有人要想妥协，敌人不会和我们妥协了。他们将乘机而入，使我们那时欲战不得，欲罢不能。”这几处文字在《战地文化》刊发的文本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一处两处被删，或许还情有可原，但这几处所删削的文字中都有“磨擦”字眼，这就难免不让人心生疑窦，合理地怀疑编辑是出于某种故意。如果删削后使文章更精粹，人们也还可以认为这种删削尚在情理之中，是一种技术上的需要，但明明有些地方在删削后竟造成了文句不通，这就不能令人予以认可了。例如原文本中的第17自然段，在《战地文化》中大部被删去，只保留了“因为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器”一句，只好与前面第16自然段的文字合并，结果合并后文字如下：“我们无论如何要认识到，过去五台山太行山鄂北湘北粤北和桂南这些初步的胜利，是以全国的统一团结作基础的。没有全国统一团结的基础，这些初步的胜利都无从想象。因为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器。”乍一看文字似乎也还可以讲得通，但仔细分析后就发现“因为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器”一句并无着落，从而造成了文本的“无序”或“断层”。文本的无序或断层，恰恰表达着有序的意识形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获取胜利的重要基石，还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在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就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暨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在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日寇乃于军事进攻之外，加重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吾人的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仁深信，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18]但蒋介石不仅置中共中央这个忠告于不顾，发表了大量的溶共、反共的讲话，而且大会还秘密通过《整顿党务》的决议，规定国民党此后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发展，扩张势力，以与中共对抗。会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机构就陆续下发了一系列秘密的反共文件，加紧实习防共、反共活动，军事磨擦从而不断发生。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制造反共分裂磨擦时，中国共产党则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由于国民党这时还留在抗日阵营，其指导反共磨擦文件多秘密下发，因而害怕人们追究制造磨擦分裂抗日阵营的真相和责任，在提到有关国内磨擦情事时，常是欲抱琵琶、遮遮掩掩，但其所属媒体内部的部分从业人员，尤其一些负有把关职责者，多具中统、军统身份，了解会议精神，对此间款曲早已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所以，《战地文化》的编辑对“磨擦”一词高度敏感，必欲删除净尽而后快，其中原因实不难理解。

（三）《战地文化》的编辑刻意回避或淡化汪精卫与国民党的联系。原文本第4自然段中“到汪逆精卫等出走重庆，仍盗用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名义，仍挂救国招牌，这是投降派的第二阶段”一段话，删改为“到汪逆精卫，仍挂救国招牌，这是投降派的第二阶段”。汪精卫在抗战爆发后被推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集团中的二号人物，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公开投降日本，成了可耻的汉奸，举国皆曰可杀。汪精卫叛国之举使国民党当局感到颇为难堪，因此极力淡化汪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成为国民党系统新闻媒体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一个社会信息机构，更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有力工具。“这些意识形态总会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文字诸如寓言、比喻、隐喻等来顽强地表达自己。因此，文本是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19]不过，发表行为的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认同，《抗战周刊》与《战地文化》发表《歧途上的危机》，体现出他们与作者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方面有着某些一致性，而不同的编辑稿件修改方式，又表明两者微妙的差异。《战地文化》的主编胡雨林是国民党的喉舌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而《抗战周刊》的主编黄枯桐，则是范长江的战友、国际新闻社的总编辑黄药眠的异母长兄。两位刊物主编的社会身份细节，或许为我们理解《战地文化》的编辑稿件修改行为，提供一种豁然开朗的理解视角和有益启示。^[20]编辑工作实质上是书写的另一种形态，而书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实践。在传媒领域，意识形态确实是通过书写的方式来再现既定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文本仍然是特定阶级的文本，同时也是整个阶级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

【注释】

[1][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2]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3]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5]姚军喜：《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6]温贤美、李良志、裴匡一主编：《抗日时期的国共关系》，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7]黄药眠：《回忆范长江和国新社》，《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增订本），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www.daowen.com)

[8]范长江：《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9]《好消息》，《战时记者》，第1卷第8期。

[10]《〈访问陈仪先生〉编者按》，《改进》，第1卷第8期。

[11]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2][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3][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14][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页。

[1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3-4页。

[1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234页。

[17]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335页。

[18]《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19]肖小穗：《传媒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0]参见胡正强：《稿件修改背后的意识形态踪迹——以范长江〈歧途上的危机〉一文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