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是传播的把关人。编辑把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很多时候、地方，会表现在文本的技术层面上，但更表现在文本的意义生产方面。通常人们认为某一篇具体的文本，其意义表达的主体为署名作者，这固然大体不差，但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传播的整个流程中，编辑不仅可以通过有目的组稿与指向性明确的审稿，参与到媒介意义的生产过程中，而且可以通过更具有主体性的对稿件修改加工、创设专栏等活动，在比具体单篇文本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传播意义的生产。在日常的话语实践中，拟用、已用的稿件，通过作者的创作劳动已经自成系统、自具首尾，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主题意义。如果说词组连成单句，句子连起来叙述一个故事，形成一篇意义自足而观点明确的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一般运作逻辑，那么，在编辑的思维或视域里，再长再短的文章，都只是构成期刊的一个很小的结构要素，换言之，只充当编辑语言里的词或词组的角色。在一定的意义上，它的功能与存在，与一个尾花、一幅题图并无区别。编辑的主体性或艺术性所在，就在通过“在依附性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舍弃、修改、润色、转换、发挥等追加劳动”，^[11]实现编辑的主体意义表达。所有的编辑方法或手段，都可以供编辑驱遣和调用，以表达其希望表达的意义。但不同的编辑方法或手段，在表达意义时的作用和功能并不相同。一般而言，句读或者起承转合等连接词语的改变和添加，可能只是编辑出于对文意或语气的不同把握和理解，因此，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技术上的修改加工。而关键词替换、句子和段落的删削等手段，则显示出编辑在文本意义生成领域的更多主动性作为。解读编辑如何替换关键词、如何修改删削句子和段落，也更能揭示出隐藏在编辑手段背后的意识形态踪迹。

通观而言，《战地文化》对《歧途上的危机》的修改具有全面性，有句读之类技术性的修改，更有导致文本内容和意义表达变化的修改，后者主要表现在如下几处地方：

（一）删削、改换关键词或关键词组。1．原文本第3自然段中的“他们看到国内磨擦不安，就等于在烈火中看到自己的救火队在争吵”，改为“他们如果看到国内团结不坚，就等于在烈火中看到自己的救火队在争吵”；2．原文本第4自然段中的“到汪逆精卫等出走重庆，仍盗用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名义，仍挂救国招牌，这是投降派的第二阶段”，删改为“到汪逆精卫，仍挂救国招牌，这是投降派的第二阶段”；3．原文本第5自然段中的“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向着正常社会的轨道发展，使新起买办与旧有地主混合构成了百年来的特殊力量”，改换成“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向着正常社会的轨道发展，使新起买办与旧有封建势力混合构成了百年来的特殊力量”；4．原文本第7自然段中的“外援既可依赖，国内的团结与进步成为多余，已有统一基础也要从新清算了”，改换为“外援既可依赖国内的团结统一自然是多余了”。这些关键词的删削和改换，使文本的意义和表达重心，都发生了或细微或明显的转变。

（二）整句替换。原文本第7自然段的起首句原为“统一团结不能巩固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的疑问句式，而在《战地文化》的相应段落中则改为“现在有些人对抗战前途有几种不正确的认识”的陈述句式。句式改变，无疑使文本意义的表达力度乃至引导读者思维方向的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www.daowen.com)

（三）整句删削。如原文本第2自然段中“一年以来，国内党派间摩擦之声浪日高”、第9自然段中的“彻底灭亡了中国才是‘段落’ 才是‘止境’”、第14自然段中的“如果宪政民主不能实现，或者只弄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假幌子，则前途危机甚大”等都是整句删去。更令人吃惊的是，原文本第17自然段的内容本为“我们还须认识到，如果磨擦不休，影响了统一团结，那时纵然有人要想妥协，敌人不会和我们妥协了。他们将乘机而入，使我们那时欲战不得，欲罢不能。因为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器，自己如果先解除了武装，使敌人先占了上峰，南宋历史的覆辙，我们当不能再蹈顷。”在《战地文化》中，被删削得只保留了“因为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器”一句，并与原文本的第16自然段合并。

（四）整段删削。1．原文本第一自然段，“中华民族今天又到最危险的关头，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亡国灭种的死路，一条是民族复兴的生路。七七抗战开始，我们是走了生路。经过两年半的抗战，中国又走到一个新的难关。为什么呢？”在《战地文化》中不见任何踪影。2．原文本的第六自然段，“不过，从最近党派磨擦问题比较紧张之后，全国国民都深切的感到新的危险。如果这种不幸的现象继续下去，势必威胁统一团结。统一团结如有问题，抗战必受重大的挫折。日本此时正架陷泥沼，已届没顶之期，如中国内部团结分散，无异在泥沼中为她铺一条石路，她将因此转危为安，而我们反将掉入泥潭。今后民族复兴将倍形艰难，全民族对复兴运动所付的代价，亦将十百倍于今日，所以我们要用一切方法来反对磨擦现象的发展。”在《战地文化》中被删得一干二净。

可以看出，《战地文化》的编辑对范长江《歧途上的危机》一文的修改，并非只是技术层面的润色加工，而是有着自己强烈的目的。表面上是编辑技术手段的施为，实质上是文本意义的刻意控制和生成，目的当然是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传播效果。对媒介传播意义的理解当然应该以具体的文本为出发点，但又不能局限在对单篇文本意义的理解上，而是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托伊恩·迪克所说的“需要一种宏观语义学”^[12]来阐释方能窥其堂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及一切符号系统都是以关系为基础，而“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13]在编辑活动领域，这一论断显得更为若合符节。期刊编辑在遵循办刊宗旨和考虑读者接受的思维背景下，将拟用稿件看成是构成意义的结构元素，并且认定原始文本意义表达的自足性，仅仅具备有限的意义。稿件的意义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编辑可以通过删削、添加、合并或拆解等手段，打乱它们之间原有的组合关系，依赖其位置和关系的重新搭配，使它们构成一个崭新的意义单元。这样，经过在重新组合的层次上输出信息，释放语义能力。这是作为传播的把关人，期刊编辑所特有的造句功能，是编辑能力和独特的创造性之所在。而编辑如何造句表意，当然是受编辑的主体意识支配而又明显地表现了编辑的思想倾向，直接为表达和构建某种意识形态的现实目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