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长江的众多研究文献中，《歧途上的危机》至今一直未见有人提及，属于范长江的新闻佚文。该文首先发表在由黄枯桐先生主编的《抗战周刊》第31期，1940年3月17日出版，全文约3400余字。《抗战周刊》发表时特在文章标题后标注“本社特约专稿”，文末作者自注写作时间和地点是“二月廿一日桂林”。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该文此后不久又刊发在1940年3月30日在江西吉安出版、胡雨林先生主编的《战地文化》第1卷第7期。一篇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在两个地方，类似于今天的一稿两（多）投，这是由国际新闻社当时的发稿方式所产生的独特现象。国际新闻社当年的总编辑黄药眠先生后来曾就此回忆说：“发稿的方法也很特别，就是由我们把本社记者采访得来的稿子，复写成几份，一份交曾虚白的国际宣传处，其余各份则分发到各省，如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等的地方报。由于各省的地方报的发行很少超越省界，因此虽然是一稿两投、三投，但并无冲突。其次这些地方报要独立派一个记者到战地去采访经济上也有困难，而国新社的稿子，订购十篇一个月才几十元；再其次各地方报要拉到范长江和一些名记者的文章，确实也不容易，而国新社的稿子中，偶然也有老记者的名字出现。所以经过半年多的奋斗，订稿的报纸就逐渐增多。据老范后来告诉我，这种发稿的办法，是胡愈之同志的设计。”^[7]显然，胡愈之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发稿方法，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国新社稿件的发稿范围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经济困窘的国新社开拓财源，增加收入，因为国新社的经费主要是稿费收入。

据范长江建国后的回忆，国新社当时所发的稿件，“大都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通讯和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专门论文。”^[8]从体裁上看，《歧途上的危机》属于范长江所说的专论，这是一种从政治的角度阐述和分析、评论当前形势中重大的事件和现实问题的专题性文章，往往由报刊编辑部聘请社外的专家学者就某一专门问题发表意见撰写而成，一般都在显著的位置刊出，具有社论的权威性。范长江同志当时已经是声名远播的著名记者，很多媒体以能拉来他的稿件为号召和标榜。如1939年4月1日出版的《战时记者》第1卷第8期在“好消息”专栏中，就发表了如下一则消息云：“本刊现经请定新闻界先进朱应鹏郭步陶诸先生，新闻学名作家范长江胡道静先生等多人，分任本刊特约撰述，按期写稿，今后本刊内容，当更充实。”^[9]1939年7月16日由黎烈文主编的《改进》半月刊第1卷第8期，在发表孟秋江《访问陈仪先生》通讯时，加有如下一则编者按语：“凡是看过大公报的人，对于两江——长江和秋江——的通讯，一定有着极好的回忆。亏了他俩的冒险的精神和灵活的文笔，我们对于前线和后方，得了种种有趣而又有益的认识。早些时候，听说长江先生要来闽视察，终于没有来。最近秋江先生却出人意外地拿了白崇禧将军的介绍信跑来福建。他会见陈主席以后，寄给一外各地的通讯稿，承他另抄一份交给《改进》，我们特在这里代表许多爱读秋江先生的文章的人向他表示深挚的谢意！”^[10]这里不无以此招徕读者的意味，但范长江当时在新闻界和读者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亦由此可见一斑。

范长江发表在《抗战周刊》和《战地文化》上的《歧途上的危机》一文，有很多不同之处。《抗战周刊》上的该文，全文共有18个自然段，3452字。而发表在《战地文化》上的该文，全文共有15个自然段，2951个字。两者相差501字，相差字数约占全文的不到六分之一，这对于一篇只有3千多字的专论来说，应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编辑修改，而具有了文本意义的重新表达功能。如将两者进行比对，可以认定发表在《抗战周刊》的文章，应是范长江的原始文本。这不仅因为从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看，《抗战周刊》在前而《战地文化》在后，还因为：（一）《抗战周刊》发表的文本篇幅比较长，编辑修改稿件时一般不会自作主张地增加文本，而更多地是删削和压缩；（二）《抗战周刊》发表该文时，在文章标题之前标注“本社特约专稿”。按照常理，编辑对特约专稿的处理会比较慎重，一般不轻易斧削；（三）更为重要的是，《抗战周刊》发表的文本保留了范长江更多的个人行文风格，而《战地文化》在很多地方暴露出明显的修改痕迹，如《抗战周刊》该文中两次出现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字样，而在《战地文化》中，一处被相应改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处被改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明显地是没有彻底修改所造成的前后不统一所致。虽然这样的修改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www.daowen.com)

从类型上看，《战地文化》编辑对该文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句读标点的修改。句读标点的修改虽然不影响意义的基本表达，但在传播效果上，必然会有细微的差异。如果从严格的规范上来看，《抗战周刊》与《战地文化》在句读方面都有不太严谨和规范的可议之处。当然，这也可能是手民之误和校对之失，但《战地文化》在很多地方都对稿件的句读进行了修改，明显地表现出对某种阅读效果的刻意追求。（二）通过压缩、删削部分文字后加以合并，使语气有所变化，但在基本意义的表达上并无太多的差异。如《抗战周刊》中有如下一段论述：“主要胜利的条件，要靠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在战争中锻炼生长出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配合着外援和敌国内革命运动，然后日本帝国主义才可以打倒，抗战才可以最后胜利。”这段话在《战地文化》中被修改为：“主要胜利的条件，要靠我们自己在战争中锻炼生长出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配合着外援和敌国内革命运动，然后日本帝国主义，才可以打倒，抗战才可以最后胜利。” 不仅句读改变，而且从中删掉了“我们自己。用”几个字，原文中强调的口气有所减弱，但基本意义的表达影响不是很大。（三）关键词语的替换。如《抗战周刊》中有“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向着正常社会的轨道发展，使新起买办与旧有地主混合构成了百年来的特殊力量。”在《战地文化》中被修改为“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向着正常社会的轨道发展，使新起买办与旧有封建势力混合构成了百年来的特殊力量。”将“地主” 修改为“封建势力”，显然，这两个关键词在内涵指涉上有很大的不同。（四）整句话删削。《抗战周刊》中至少有五个地方，整句话地在《战地文化》中不见踪影。（五）整段删削。如将原稿的第一、六自然段整段删去，虽然文意的连贯性方面有些阻隔，但如果不仔细阅读，或者不通过文本对读，很难发现个中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