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到异常艰苦的第二阶段。众所周知，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得以发动、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为实行维新政策向西方开放门户，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治理国家，迅速走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1875年之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假想敌，并为此制定了旨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较长时间内陷入内战漩涡的国共两党，逐渐警觉起来并认识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自193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和蒋介石派陈立夫寻求共产党谈判后，出现了捐弃前嫌，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商讨合作的转机。”^[6]两党经过不断的政策调整，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开始发生逆转。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在外交方面，由于日本政治诱降和西方各国绥靖妥协方针，蒋介石希望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通过英美调停达成某种妥协，以结束中日战争。在军事上，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渐趋消沉。在对内政策上，由于对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发展的忧虑和恐惧，其限制、削弱以致取消共产党的企图愈来愈明显，逐渐加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反共的军事摩擦也不断发生并逐渐升级，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例如，1939年3月，国民党山东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过路部队，逮捕和杀害政治部主任鲍辉等200余名抗日军人。八路军山东纵队在1939年下半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90多次，造成1350人被杀，812人被扣。同年6月，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机关，残杀指战员400多人。在华中，国民党军杨森部1939年6月12日制造湖南“平江惨案”，杀害该地新四军通讯处上校参谋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1939年9月，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围攻鄂东新集新四军后方机关，杀害共产党员500余人。11月11日，河南的国民党武装袭击确山竹沟镇的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杀害伤病员和家属等200余人。在山西，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执行“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灵石、霍县境内破袭，图谋与日寇合击围歼我二纵队，二纵队断然拒绝执行命令。阎通电全国，诬称新军叛变，猖狂进攻新军。这些摩擦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在抗战中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性，给全民族团结抗战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抗日阵营内部的反共投降倾向成为影响抗战、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危险，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心忡忡，吁请国内各党派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的言论，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记者，范长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关注，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演变，特别是在1938年10月以后，他脱离《大公报》，与胡愈之、刘尊棋、邵宗汉、高天等人发起创办国际新闻社后，对抗战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思考，是他这一时期新闻报道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歧途上的危机》就是其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范长江指出：中华民族今天又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亡国灭种的死路，一条是民族复兴的生路。“七七” 抗战开始，我们走了生路。经过两年半的抗战，中国又走到一个新的难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最主要的是靠中国自己本身的力量，而中国本身力量的大小如何，最主要的要看国内统一团结之强弱。如果国内统一团结发生了问题，就是抗战胜利最主要的担保发生了问题。一年多来，国内党派间磨擦之声浪日高。死敌当前，而阵营多故，有识之士，对此不能不有所系念。全国国民今天最关心的问题，乃国家民族之生存问题。最近党派摩擦问题比较紧张之后，全国国民都深切感到新的危险。如果这种不幸的现象继续下去，势必威胁统一团结。统一团结如有问题，抗战必受重大挫折。日本此时正陷入泥沼之中，已届没顶之期，如中国内部团结分散，无异在泥沼中为她铺一条石路，其将因此转危为安，而我们反将掉入泥潭。所以我们要用一切方法来反对摩擦现象的发展。统一团结不能巩固的思想根源在那里呢？来源于现在有些人对抗战前途有几种不正确的认识。第一种想法以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适可而止”。第二种看法以为中日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国际干涉，依赖外援。第三种看法是速胜论。他们以为敌人的崩溃即在目前，遂逐渐忽视敌人而重视内部之事件。这些思想的错误在那里呢？还是对于抗战的性质没有真正的了解。第一，日本这回大规模地侵略中国，不是出于一二人一时的兴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社会本质上必然发展的结果。日本对中国这次战争，一定要灭亡中国而后已。第二，不可希望速胜。从去年五月鄂北会战，经九、十月的湘北会战，今年的粤北会战和桂南会战，只是在敌人向我进攻中，我们在运动战中所得到的初步胜利。昆仑关的克复，也只是野战上的收获，而我坚守的力量仍然没有。我们自己战略反攻的力量还未曾养成。第三，不能依赖外援。国际对我的援助，是我战胜敌人的一个次要条件，不是最主要的条件。用我们自己在战争中锻炼生长出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配合着外援和敌国内革命运动，然后日本帝国主义才可以打倒，抗战才可以最后胜利。中国自己的力量从那里来呢？首先就是统一团结全国现有的力量，然后从现实基础中生长出新生的力量。新生力量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从旧的革除与新的创造中长出来。在各种进步之中，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是今天最核心的问题，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合理地统一团结全国各方力量，只有宪政才有合理的团结途径。如果不是用民主方法来统一团结，那么这团结不但没保障，相反倒有分裂的危险。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要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实现宪政民主、统一团结的最好一个机会。这次大会对于宪政如果能有个很合理的决定，则能为中国政治上开一条民主政治的大道。如果宪政民主不能实现，或者只弄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假幌子，则前途危机甚大。只有实行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才可以继续团结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武器，自己如果先解除了武装，南宋历史的覆辙，我们当不能再蹈顷！(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