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是生产和传输意义的工具。“批评理论研究的目标是揭示对立利益相互冲突的方式以及有利于某些特定群体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支配的过程往往隐蔽在看不见的地方，而批评理论的目标就是找到这些过程。”^[1]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各以其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对传媒意识形态叙事隐秘逻辑的揭示和把握，是媒介批评的重要职能之一。“意识形态分析，顾名思义，就是要解读出文本的意识形态讯息，它与作者最直接的声音不同，它或者是作者的弦外之音，或者是一种背景的声音，需要仔细分析。”^[2]所以，意识形态批评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它不是另外一场话语游戏，即所指的游戏。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声音，即声音中的声音，它还是一种阶级或一种权力建制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传媒符号（能指）网络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代表各个阶级诉求的意义网络，是它决定了传媒文本的深层意义。

肖小穗在《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中引证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的观点指出：意识形态总是与阶级存在有关。“意识形态批评假设文本的世界与现实的阶级社会一样，由各种阶级的声音组合而成。有工人的声音也有雇主的声音，有学生的声音也有教师的声音，有黑人的声音也有白人的声音，有女人的声音也有男人的声音，有东方的声音也有西方的声音。各种声音构成了一个嘈杂的音响世界。”^[3]但这些声音在传媒的世界里高低强弱并不对等，总有一些处于强势地位，它们不一定最响亮，但听起来最自然，成为一种背景的声音，处处“在场”。这种不平等反映了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反映了一种阶级的声音对另一种阶级的声音的打压和排斥。这一“阶级压迫”的结果是，一些阶级不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识形态批评就是要揭示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意识形态分析发展的步子与形式主义分析发展的步子暗合。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媒介批评在发展期间有人建构，有人解构；有人织网，有人拆网，结果到头来，“意识形态批评家的世界是无时不在变化流动着的话语世界。”^[4]当把传媒当作是文本进行解读时，有学者归纳认为历来存在三种意识形态批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文本（或能指）的有序处探求有序的意识形态，这种方法注重分析意识形态的意涵；第二种方法是从文本的无序处（或断层）探求有序的意识形态，这种方法注重分析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效应；第三种方法是从文本的无序处探求无序的意识形态，这最后一种方法注重分析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这三种方法各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有人将之分别称之为意识形态反映理论、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意识形态建构理论。

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文本的意义非常宽泛，“凡是能够帮助人们生产出关于自身、社会和观念的意义的各种客体都可视为文本。”^[5]如果将新闻传播视为一个流程的话，则传播中的每一个环节，如采访、传输、写作、编辑、发行等，都可以对传播媒介及其意义的生产施加某种影响或制约，也因此都可视之为文本。一条消息、通讯、图片、视频是媒介文本，一个采访、编辑、传输行为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媒介文本。在这些文本的背后，无不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意识形态的踪迹。本章以一篇专论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刊物编辑各自进行了不同的技术处理，以此来呈现稿件修改背后的意识形态踪迹。(www.daowen.com)

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在分析编辑工作的流程时，一般将编辑的日常工作或特定任务界定为对媒介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总体设计，并通过对稿件的选择、修改和编排来予以组织和实施。在论述编辑活动时，特别是在分析编辑的稿件修改活动时，往往比较集中在对编辑如何进行稿件的思想完善、事实订正以及辞章润饰等技术性层面的讨论上，而对编辑修改加工稿件等技术性操作背后的意识形态表达则不甚注意。这是因为编辑修改稿件背后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比较隐蔽，只有通过文本对读才能发现。1940年2月21日，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撰写过一篇题为《歧途上的危机》的专论，先后被刊发在《抗战周刊》和《战地文化》两本期刊上，两处文本多有不同，其中显露的编辑意识形态踪迹，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