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作家和文学流派在文学创作和评论实践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带上了精神分析学色调，作品纷纷深入到人物隐蔽的性心理和无意识系统，强调人的本能欲望，突出灵与肉的冲突，描写变态性欲，揭露人性的丑恶，使作品对人物的心灵挖掘更深一层，这在客观上促使了文学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理解和关注。精神分析理论注重人的社会性，探索读者的心理机制和阅读过程，注意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结构以及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使精神分析学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一川主编的《文学批评新编》曾概括出精神分析批评的模式与实践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作品心理分析

集中在对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尤其是无意识和性心理。比如鲁迅先生的《肥皂》中的四铭，在街头看过为祖母讨食行乞的孝女之后，买了肥皂回家，结果被妻子揭穿其无意识的龌龊：四铭买肥皂的行为，乃是受了当时围观的光棍汉言语（“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的暗示。四铭显然是对孝女产生了欲望，但其“超我”不得不把这一欲望压抑进无意识，然而无意识仍然会支配人的表层心理活动和言行，四铭去买肥皂，对儿子大发脾气，对世风日下的义愤，根底里其实都是由于压抑的无意识里对女乞丐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苦恼而引起。

（二）俄狄浦斯情结

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预言：底比斯王的新生儿（也就是俄狄浦斯），有一天将会杀死他的父亲而与他的母亲结婚。底比斯王对这个预言感到震惊万分，于是下令把婴儿丢弃在山上。但是有个牧羊人发现了他，把他送给邻国的国王当儿子。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谁。长大后他做了许多英雄事迹，赢得伊俄卡斯忒女王为妻。后来他才知道多年前他杀掉的一个旅行者是他的父亲，而现在和自己同床共枕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俄狄浦斯王羞怒不已，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底比斯，并自我放逐。心理学用俄狄浦斯情结来比喻有恋母情结的人，有跟父亲作对以竞争母亲的倾向，同时又因为道德伦理的压力，而有自我毁灭以解除痛苦的倾向。弗洛伊德在许多重要的文艺作品中都发现了“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比如他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指出小说中大儿子德米特里爱上了妓女格鲁申卡，而她正是其无耻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钟爱的对象，二儿子伊凡是个深刻的无神论者，热烈地爱上了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德琳娜，伊凡痛恨父亲，在无意识中暗示仆人谋害了父亲，而最后证实仆人乃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德米特里尽管没有杀父，但在蒙冤入狱时，也并不为自己申辩，因为父亲的死实际上满足了自己内心希望其死的愿望，因此心里有凶手的罪恶感。在这里每一个“儿子”都承担了“凶手”的角色。可见，“弑父”确是小说的主题。

（三）原型批评

历史是人类的过去实践，“历史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但人类认识世界和感觉世界的原型符号，却用最简洁的形式贮存着人类惊心动魄的历史。”^[8]荣格指出，人类祖先的经验经过不断重复以后，便会在种族的心灵上形成某种积淀——“原始意象”。它们被保存在种族成员的“集体无意识”里，世世代代相传不止。这样的“原始意象”就是“原型”。如果对之做出更加细致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意象乃是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所公式化了的结果。荣格在梦境、幻觉、神话、仪式、民间传说、古代文物（如希腊纸莎文稿）以及名人著作中，寻找普遍的象征，也在普通人的心理中寻找共同的体验。在他看来，作家如果运用诸如此类的原型进行创作，就会使作品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因为他提高了他正在试图表达的思想，使之摆脱了偶然性和暂时性，而进入了永存的范畴。他把个人命运转化成了人类命运。在文学批评领域，原型指文学作品里的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种叙事定式，或是一种思想，这些因素均可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经过长期、反复运用的原型，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便会产生鲜明的象征意义，使读者如同重温远祖的切身体验那样，受到强烈的感染。比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钟声”，就是一个具有丰富蕴意的原始意象，从远古青铜铸钟参与祭祀的神性语言，到寺庙钟声表达悠远佛禅之意，再到钟声唤起客舟文人的孤寂乡愁，在中国古代，钟声之中凝结了无穷的文化和人生品格的象征意义与苍茫的历史时间的韵味。

（四）结构精神分析

拉康分析《被偷窃的信》所应用的三角结构，即一种主体在能指网络中的自动移位，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作品分析当中。比如，王一川就曾应用三角结构分析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一个片段。马青等人在街头冲撞明哲保身的中年人，无人敢回应的状况使他们变本加厉，马青挥着拳头喊“谁他妈敢惹我？”，一个铁塔般的工人大汉低声回应：“我敢惹你。”马青很快明了形势，转身四顾，“那谁他妈敢惹咱俩？”非常明显，马青们虚假的强大很快转入了位置Ⅱ，成为被大汉拔毛的鸵鸟。

（五）征兆分析

按照齐泽克的说法就是“阐释征兆——穿越幻想”，即通过对征兆的分析，以揭示意识形态的某种操作。如齐泽克分析《泰坦尼克号》就是把“泰坦尼克号”看作一个征兆，被注入了意识形态内涵，“当作日益接近的欧洲文明大灾难的浓缩了的隐喻性再现来解读”，“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只是一种形式，社会以这种形式经历了自身死亡的体验。” 齐泽克还细读了Rose与Jack的爱情，认为这实际是资产阶级对底层无产者的调情，Rose在三等舱跳舞获得激情，就好比是资产阶级的贵族文化时常会吸取底层文化的活力一样。(www.daowen.com)

精神分析理论在电影批评中应用更为广泛而有效。电影诞生于1895年，弗洛伊德在同年展开梦的解析，提出“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曲折表达”。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关联。电影/梦，银幕/镜子，这两组对照可以说是电影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契合关键——看电影仿佛是做梦，好莱坞就被喻为最大的“梦工场”，而银幕正是“镜像”，摄影机就是凝视的眼睛，观众是凝视的主体。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理论不断被应用到电影分析当中，精神分析电影批评成为当代媒介批评中的显学。电影常运用弗洛伊德对童年经验的分析，影片人物的心理症结往往被归结为其童年经历的创伤。《沉默的羔羊》（乔纳森·戴米导演，1991）是充分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片。在这里精神分析师与精神病人的界限被打破了，精神病专家/恶魔汉拔尼要求女主角克拉丽丝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以此作为交换，告诉她一些破案的秘密。克拉丽丝在逐渐接近抓获凶手的同时，内心的隐秘也显露出来，那是童年的创伤——听到惨遭屠宰的羔羊的哀鸣令幼小的心灵经受恐惧。在惊悚片中，真正的威胁与恐怖主要是出自主人公内心的黑暗力量——它常常源自某种痛苦的童年记忆或心理创伤。惊悚片始终是某种电影化了的精神分析故事。

【注释】

[1]转引自：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2]转引自：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3]转引自：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4]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5]参见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6][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转引自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7][斯洛文尼亚]奇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转引自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8]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