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分析批评无疑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真正起点。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理论的奠基者。他出生于奥地利弗莱堡一个犹太人家庭，4岁时迁居维也纳。他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876年到1881年在著名生理学家艾内斯特·布吕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1881年开始私人执业。1882年7月进入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先任外科医生，后任内科实习医生。1883年5月转到精神病治疗所任副医师。1885年春，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1885年8月，他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在J·沙可门下学习催眠，并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实习，1886年2月返回维也纳。1938年因遭纳粹迫害迁居伦敦，1939年9月23日在伦敦病逝。

精神分析理论属于心理动力学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它的影响远不限于临床心理学领域，而是对整个心理科学乃至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深远的影响。该理论阐述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下（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好像深浅不同的地壳层次那样存在，故称之为精神层次。人的心理活动有些能够被自己觉察到，只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就会发觉内心不断有一个个观念、意象或情感流过，这种能够被自己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叫意识。而一些本能的冲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却在不知不觉的潜在境界里发生着，因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本人的理智，所以无法进入意识被个体所觉察，这种潜伏着的无法被觉察的思想、观念、欲望等心理活动被称之为潜意识。下意识乃介于意识与潜意识的层次中间，一些不愉快或痛苦的感觉、意念、回忆常被压在下意识这个层次，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个体所觉察，但当个体的控制能力松懈时，比如醉酒、催眠状态或梦境中，偶尔会暂时出现在意识层次里，让个体觉察到。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下意识，如同冰山与水面起伏接触的地方一样，需要通过某些特定的事件或行为才能被唤醒。下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是执行着“检查者”的作用，其目的是保证适合本能、又要服从现实的原则。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原我，是人格中最早也是最原始的部分，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舒适、生存及繁殖。本我一般是处于无意识之中，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即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是与本我一样的非现实的人格结构部分，超我大部分也是一种无意识，它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弗洛伊德是泛性论者，在他的眼里，性欲有着广义的含意，是指人们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利比多）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儿童3岁以后懂得两性区别，开始对异性父母眷恋，对同性父母嫉恨，这一阶段叫性器期，其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儿童会体验到俄狄浦斯（Oedipus）情结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情结，这种感情更具性的意义，不过还只是心理上的性爱而非生理上的性爱。只有经过潜伏期到达青春期性腺成熟才有成年的性欲。成年人成熟的性欲以生殖器性交为最高满足形式，以生育繁衍后代为目的，这就进入了生殖期。弗洛伊德认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前三个发展阶段已基本形成，所以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早年期创伤性经历和压抑的情结。弗洛伊德在后期又提出了死亡本能说，所谓死亡本能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只有在此时，生命不再有焦虑和抑郁，所以所有生命的最终目标是死亡。死亡本能派生出攻击、破坏、战争等一切毁灭行为。当它转向机体内部时，导致个体的自责，甚至自伤自杀，当它转向外部世界时，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伤害。

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一种防卫功能，很多时候，超我与本我、本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这时自我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以某种方式调整冲突双方的关系，使超我可以接受，原我的欲望也可以得到某种满足，从而缓和焦虑或消除痛苦，这就是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它包括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升华、幽默、反向形成等各种形式。人类在正常和病态情况下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心理防御机制。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渡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www.daowen.com)

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决定论者，他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性本能、自我、无意识，潜藏着巨大的能量，总要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曲折的释放。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梦也不例外，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欲望的满足。在睡眠时，超我的检查松懈，潜意识中的欲望绕过抵抗，并以伪装的方式，乘机闯入意识而形成梦，可见梦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梦是通向潜意识的一条秘密通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窥见人的内部心理，探究其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突。文学艺术在本质上与梦类似，是被压抑的愿望的升华。“升华”是与“压抑”相对应的无意识活动的机制，它意味着人的无意识的本能能量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等高级形式向一个更远大、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转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本能愿望在文艺中得到替代性的满足。

1908年，弗洛伊德写下《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这是他解答文学创作来源的最重要的文章，也是一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典型文本。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已经形成的“压抑”、“本能”、“升华”等精神分析理论都蕴含其中。在文章开篇，弗洛伊德把创作与孩童的游戏联系起来，游戏与创作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无功利的想象力的活动。当他成为成人之后，曾经的游戏冲动就在文艺创作中得到补偿，用“幻想”替代“游戏”，这种幻想仿佛是“白日梦”，因为幻想通常都是人难以实现的愿望的想象性代偿。随后弗洛伊德分析幻想的性质，“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来自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1]即幻想来自于未实现的愿望，这是幻想产生的动力。人的幻想跟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幻想的产生源于现在的诱发情境，而其内容则通常与早年的童年经历中未实现的愿望相关，幻想结果则是创造一种愿望得以实现的未来的情景。这样的幻想带着“诱发它的场合和往事的原来踪迹”，把过去、先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弗洛伊德在讨论幻想与梦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梦的实质就是幻想，而幻想实际也就是白天的梦。夜晚梦中的内容乃是人的被压抑的愿望的曲折表达。当愿望难以启齿而被现实的本我压抑进无意识中，在夜晚，这种愿望和它们的衍生物随着意识的放松就会潜入梦境，而在梦境中也只被允许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化妆”地表现出来。可见，夜晚的梦和幻想——白日梦同样都是愿望的实现。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文学创作领域中，弗洛伊德并未笼统地把作家与幻想者/白日梦者等同，而是首先区分了两种作家，一种是搜集现成材料写作的作家，比如古代的史诗和悲剧作者；一种是创造自己的材料的作家。前者的创作不是出于个体想象，后者则依赖个人的幻想和虚构。所以弗洛伊德把研究的对象限制为第二种作家，即他所谓的创作家——自己创造材料、虚构情节、想象人物的作家，尤其是那些不著名却拥有最广泛、最热忱的男女读者的小说、传奇和短篇故事的作家。这些作品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虚构性、情节性和想象性。这些作品的特点有：都有一个作为兴趣中心的主角，作家试图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人们对这主角的同情。这个主角显然是创作家幻想出来的英雄形象，作者总是赋予他的行为道义上的正当性，并设法使读者对其产生好感，倾注同情。主人公永远是大难不死，所有的女人总是爱上他，在他身上明显投射着创作家自身的想象与愿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两种人生愿望的表述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总是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作家乐此不疲，充分说明了这样的模式背后的愿望传达在人类心灵中具有多么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当代大众文化更是深谙此道，致力于为大众提供无数的相似幻想，人们心甘情愿沉浸在“灰姑娘”或“007”的故事中获得幻想的慰藉。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善恶鲜明，只有好人与坏人两类，完全无视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人类性格的多样性的事实，这实际上仍是人在幻想中倾向于对世界做简单化处理的表现，回避真实世界的矛盾与现实世界人性的复杂，以达到简单地理解世界并简单地解决问题的愿望。

弗洛伊德进一步阐释了文艺作品中幻想所具有的时间特点，即过去——现实——未来的联系性。“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了实现。作品本身包含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性的事件和旧事的回忆。”^[2]童年的经验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着格外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品正是对童年愿望的代偿，是童年游戏的产物，在虚拟的世界中，通过未来幻想来弥补童年经验，用虚构形象去弥补现实缺憾。

弗洛伊德把梦当作通向“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大道，并试图在梦与形象思维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对文学释读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正是因为这样，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有关理论阐释充满了自信。他曾告诫读者，“不要为这一公式的复杂而大惊小怪。我怀疑事实会证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格式。然而，它可能包含着研究真实状况的入门道路；根据我做过的一些实验，我倾向于认为这种看待作品的方法也许不会是没有结果的。”^[3]他坚信自己的有关发现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应该说，弗洛伊德建立在对梦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媒介批评领域确实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