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人面对文本所发生的理解活动，理解活动就是理解者对本文原意的把握活动。古典解释学对理解现象的研究持客观主义态度，即试图排除各种障碍，使理解者达到本文的原意。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同样如此，以人精神活动中的“理解”现象为探讨对象。但他不同于前人——为了给人的理解活动提供一套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去揭示人理解活动的实质。本体论是伽达默尔理论的出发点。从理论来源看，其出发点来自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前人并没有把存在和在者真正分开，从解释学研究思路看，其基本缺陷就是没有从本体论上去探讨并解释理解现象，即他们往往专注在者(“理解”现象本身)而忽略了对存在(理解现象背后的东西)的研究，即错把在者当作存在。伽达默尔对古典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极为不满，因此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原则出发，推出了注重理解现象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现时性的哲学解释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将他与古典解释学有效地区分开来。

通过对艺术经验的分析，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研究得以具体展开，并把作品本文推至一般本文，把艺术经验中的理解活动推至一般理解活动，从而阐述了理解活动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存在的特性——有限性、不完满性：理解者处于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他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理解和经验他所面对的文本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解释学看来，经验的有限性和开放性的基础便是它内在的历史性，这与人存在的历史性相一致，因而解释学经验是“此在”（海德格尔使用的一个概念。在外延上，此在就是人，但在内涵上没有任何规定）或理解者最基本、原始的经验。在解释学经验中，力戒主客二元的对立划分，它是理解者和文本相互交流、相互协调的“视界融合”过程，不是一方控制、战胜另一方的过程，而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展开的对话和交谈，是“你—我” 关系的一个缩影。只有不固执于已有、己见，敞开心扉，不断遭遇新东西和提出新问题，才可能从对话中获得新经验。(www.daowen.com)

第二，理解是一种视界融合。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所固有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而偏见则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的视界。不仅不同的解释者各有自己的视界，而且不同的对象也有自己不同的视界，因为对象也有其自身固有的历史性，所以，理解并不像古典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开理解者自身的视界，从而达到对象的视界。理解是一种视界融合，即解释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内容所包含的过去视界的融合，也就是拓宽自己的视界，使之与别的视界溶为一体。理解作为一种视界融合，它的实质就是理解者个人自己的特殊性和对象的特殊性一起上升到一个共同的、更高的普遍，这种融合的结果便是理解者和对象都超越了各自原有的视界，从而达到了新的境界，因而，无论就理解者来看，还是就对象来看，视界都不固定不变，它们通过视界融合处于不断的形成过程之中。由此，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理解对象和理解者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作者的原始意义，或它最初的读者对本文的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这个形成的过程就是历史。伽达默尔把这种历史称为“效果历史”，即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统一物。“效果历史”决定了经验在本质上的开放性，它并不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容纳进新质的历史过程。同时，经验是有限性的经验。开放性和有限性构成了经验的一般结构和基本特征，伽达默尔称这种经验为解释学经验。这样的解释学经验具有一个对话模式，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即理解者和理解对象发生对话，对话又具有一种问答逻辑形式。在一个理解现象中，对象文本在特定视界内似乎向解释者提了一个问题，理解对象文本就是理解它所提的这个问题，而为了理解对象文本所提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文本业已回答的那个问题。这样，就必然要超出文本的历史视界，从而使之与理解者自身的视界相融合。如此一来理解者自身的视界也相应改变了，即通过这样的互相问答过程，理解者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视界，一个答案意味着又是一个新的问题，理解者和对象文本之间就具有这种积极的互通性。因此，文本意义的可能性就具有了无限性。

第三，理解活动的语言中介性。在伽达默尔看来，人首先不是用语言去描述世界，而是世界体现在语言中，在语言中蕴含人类的各种世界观念和文化建构。如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一样，我们同时在语言中存在；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中存在而具有语言性，而是语言使我们获得了在世界中存在的共同性。唯有在语言中，“我”才与世界相互联结，构成了世界整体。就此而言，语言代表了一种“世界性”。因此，语言不是一种把意识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手段。同样的道理，语言诠释学也不是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人们得以用它来消除谬误和获得知识；相反，就终极意义而言，语言正是人类的本质和寓所，是科学、历史和文明之母，它是一切理解的基础，理解只是意味着对语言的理解，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伽达默尔认为，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语言问题无疑是一个中心问题。但与传统的洪堡语言哲学和一般语言科学或语言学不同，“我们将语言问题获有中心地位，归功于对实践的生活世界的重新确认”，这一重新确认过程发生在现象学的研究和英语国家的实用主义思想传统中，人们从中达到了这样一种见解：语言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生活世界，是“全体的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并不只是一种工具，或者只是人类天赋所有的一种特殊能力；宁可说它是中介，我们一开始就作为社会的人生活在这种中介之中，这种中介展示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那种全体性。”^[4]基于这个基础，作为理解理论的解释学坚定地把语言置于中心的地位。从诠释的观点看，语言不仅是一种传达的工具，而且也与在交往活动中实现自身的理性的潜在的公共性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如果我们排除语言为上帝所创的假设，这里所表达的乃是人的一切创造活动，从根本上说，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语言性最终是表达全部经验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