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文学研究的主流为实证主义，即以考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的关系或文学作品中的事件与历史的关系等为主。20世纪10年代中期，在俄国产生了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反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力主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文学作品本身，即应该是文本研究，认为文本与创作文本的作者或文本所反映的现实都没有关系，所以对于文本的研究应该摒弃文本与作者、现实的关系，重点研究文本的文学性。而文本的文学性既不取决于作者的主观表现是否成功，也不取决于对现实的模仿是否惟妙惟肖，而是取决于对超常语言的运用，取决于文学文本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和陌生化。所以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舍克洛夫斯基自称是“差异论者”，并不满意别人将他们的理论概括为形式主义。这一理论经过二三十年代布拉格的结构功能学派、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和六十年代以后法国结构主义的接续与发展，形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并且至今仍然影响不衰。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将这些流派的文学研究称之为内部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康斯坦茨学派，不同于上述的文学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是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影响研究。他们既不将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作品同作者和现实的关系上，也不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功能上，而是放在读者的接受上。这也是他们称自己的文学研究理论为接受研究、接受理论、接受美学的最主要原因所在。接受理论的形成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许多渊源，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的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派在着意于文本研究的同时，都曾论述过研究读者接受的重要性，必然会对接受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批评总的倾向上看，毋庸置疑，接受理论又是对以上诸文学批评流派的一种反拨，是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

第一，文学作品的概念不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作品就是文学文本，两者完全切合一致。但在接受理论者那里，文学作品却不同于文学文本，这两个概念成了必须严格进行区分的概念。接受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而是相对的、为我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致文学作品的实现。所以，接受理论关于文学作品的概念包括着这样的两极，一极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极是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两极合璧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伊瑟尔说：“从这种两极化的观点看来，作品本身显然既不能等同于文本，也不能等同于具体化，而必定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2]这也就是说，没有读者的阅读，没有读者将文本具体化，文本只能是未完成的文学作品，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实现。

第二，读者的作用不同。由于接受理论将读者对文本的具体化纳入到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之中去，所以它必然不能如一般文学理论那样只承认读者对作品的被动接受，而必然承认读者的能动创造，并给这种创造以充分而广阔的自由天地。在接受理论看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独家生产出来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不只是鉴赏家、批评家，而且也是作家，因为鉴赏和批评的本身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就是文学作品的实现。接受理论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说法，不承认文学文本只有一种绝对的独一无二的意义，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图式结构，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有意义的、合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所以接受理论认为作品的本质在于作品的效应史的永无完成中的展示。姚斯还据此阐述了新的文学史理论，认为文学史不应该只对作家和作品作纯客观的分析和描述，而应该研究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使文学史成为文学文本的接受史，也就是“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即消费主体的历史”。这里的所谓消费主体就是读者，也就是把文学史变成读者消费（阅读）文学的历史，可见读者在接受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www.daowen.com)

第三，读者的地位不同。正是在这里，接受理论与一般的文艺理论划清了界限。一般的文艺理论也重视读者的欣赏和批评，但都认为读者的欣赏和批评必须以作品为基础，即作品是第一性的，读者的欣赏和批评是第二性的。接受理论并非如此。伊瑟尔曾将文学作品划分为未定性的文本和读者具体化两部分，但这两部分何者为主，即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呢？这在接受理论中是一件十分明确的事情，即是以读者为主，以具体化为主。也就是读者的具体化为第一性，未定性的文本为第二性。

接受理论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作为部分理论基础。姚斯的理论来源于继承海德格尔解释学的伽达默尔，其理论中诸如“期待视野”、“效应史”等核心概念，均是由伽达默尔那里继承或者衍化而来。伊瑟尔的理论则受现象学理论家茵格尔顿较大的影响，其“未定性”、“具体化” 等核心概念则是直接移植茵格尔顿有关理论。无论是现象学还是解释学，其首要的主题都是构成的主观性，它们都从自我意识的先在构成出发去感知或把握认识对象，而把认识或解释的着眼点建立在构成的主观性图式上。接受理论的出发点也正是如此。姚斯的“期待视野”和伊瑟尔的“流动视点”就是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理解视野”以及伽达默尔的“成见”等等概念的衍化，从这里出发去感知文本，从而形成主观性图式，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文学文本。因此，接受理论所说的文学作品只存在于人的主观观念之中，而这个主观观念又不是文学文本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期待视野或流动视点处于主导的能动的地位对文学文本的再创造。姚斯曾引用过柯林伍德的一句话：“历史什么也不是，只是在历史学家的头脑里，将过去重新制定一番而已。”^[3]姚斯认为“他的假设对文学史更为有效”。由此可以看出，读者或读者的主观意识在接受理论的研究中处在主导的决定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