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在结构主义如潮水般席卷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时候，它却经历了一场猛烈冲击。“1968年‘五月风暴’后，革命攻势顿受挫折，它激起的革命冲动，也迅速转化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瓦解欲望与游戏风尚。在福柯和德里达带动下，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鲁兹与瓜塔利等一批法国学者相继登台，不断推出各式各样的拆解性时髦理论。伴随这些‘局部知识’的蔓延，后结构主义绵延至今，余威不减。”^[15]后结构主义就是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对整个西方传统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同时也是许多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资源之一。简言之，“后结构主义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维方式。”^[16]后结构主义至今仍在发展之中，涉及到众多批评理论家及其作品，包含着一系列复杂而多样、对立和冲突不亚于一致或相通的概念和命题。“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和因果关系。“后”是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由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所以后结构主义也被称为“新结构主义”、“超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的始作俑者。1966年10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解构主义研讨会，会议目的本是将在欧洲大陆早已开花结果的解构主义介绍给当时仍然忙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美国前卫学术界，使美国批评界尽快与欧陆接轨。就是在这次结构主义主题会议上，德里达开门见山地对结构主义提出挑战，指出结构主义将“结构”放在括号之内，使其成为逸出结构性的超验之物，这种不彻底的结构主义与传统形而上学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论文进而对西方的整个思维传统提出质疑。在这次会议后，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等人，也在许多地方表达了后结构主义思想，成为庞大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德里达可谓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群体中的最大代表人物。

在雅克·德里达看来，“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结构。他这里所说的“结构”实质上是指西方文化之“根”，即“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logos）出自古希腊语，它有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意义，也有外在对规律与本质的言语表达的意义，类似于汉语中的“道”。顾名思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一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结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这是德里达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总的裁决。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其根本特征是为世界设立一个本源或“超验所指”。这个本源可以是理念、始初、目的、现实、实体、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由这个本源出发，形而上学设定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如在场/不在场、精神/物质、主体/客体、能指/所指、理智/情感、本质/现象、语音/文字、中心/边缘，等等。而所有这些对立方都不平等，其中一方总占有优先地位，另一方则被看作是对于前者的衍生、否定和排斥，如在场高于不在场，语音高于文字，中心优于边缘等等，这就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代名词，它的核心就是相信有某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所谓本源、本质、绝对真理，可以作为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而语言仅仅是表达这一终极之“道”的工具或通道。德里达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导致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以言语压制文字的传统，言语被赋予优先的位置，文字成为言语的表征，是言语的派生物。这实际上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语言学也是建立在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之上，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表现语言，是语言这种声音符号的代表，并据此认为不能把文字和语言同等看待。故而德里达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别称，就是“语音中心主义”，或者说，它与压制文字、抬高言语的语音中心主义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伙伴，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认为要消解这些“中心主义”，以及要解构这些对立的等级，在某个特定的时候，首先就是颠倒等级。如何颠倒这些延续了数千年的对立等级？德里达首先选取“语音与文字”这对范畴作为消解的对象，以最终动摇形而上学的整个大厦。

德里达指出，在西方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传统中，言语被认为是直接的、透明的、能够反映讲话者当下思想的统一性的符号，因而当然是在场的、第一位的。而书写的文字仅仅是人造的、间接的符号，是一种对言语的重复企图，可以存在于说话者的不在场、言语的不在场，只能是对言语的一种扭曲的再现，因而是不在场的、第二位的。柏拉图就曾谴责书写的文字是一种误用的交流形式，因为它与本源相分离。在德里达那里，言语和文字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能得以存在的关键，因而首当其冲成为需要解构的对象。德里达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理论的解构入手。

索绪尔语言学的重要基础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任一能指必定有固定的所指，意指关系具有确定性。但索绪尔同时承认能指有随意性，树（所指）可被称为“树”（能指），也可被称作“tree”（能指）。“树” 这一符号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花”（能指）。这就涉及到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差异性原则，即符号的意义存在于其他符号的差异之中。换言之，只有当其他符号不在场的情况下，在场的符号才有了意义。正是在这里，德里达发现了索绪尔的漏洞：既然“树”是与“花”相区别的产物，为什么不可以说它也是和“竹”、“草”等相区别的产物呢？以此类推，这一过程可以无限延伸。结果在这一无限延伸的网络中，任何一个符号都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都必须依赖几乎所有其它的符号才有意义。至此，德里达认为符号的中心地位已被剥夺，能指成为在能指网络中穿行的能指，所谓固定的所指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也就是说，符号没有一个超验的中心或意义，它的本质是差异,于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实际上就被解构了。不仅如此，由于上述应用差异性原则的推理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所指。这样一来，意义便不能被固定在任何确定的事物之中。这样，任何可以被认为意义的东西都可以被消解。在这里，德里达否认固定意义的所指，进而否定言语的特权，因为所指并没有固定意义，其本质也是差异。言语的在场便成了幻想。相反，由于言语和文字具有同样的结构，揭示言语的结构必须从文字入手。德里达还认为，只有当一个词能被重复使用时，它才能被用来指称。这种特性恰恰存在于文字而不是言语中，所以“在狭义的文字出现之前，文字早已在使人能开口说话的差异即原文字中出现了”。至此，语音中心主义就被彻底颠覆、解构了。

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在文本是作者意图完整实现的这一基础上，也就是认为文本反映作者的“在场”。德里达认为写作的主体无法在场，文本不过是他的“踪迹”，而“踪迹”一旦形成即与作者无关。传统文学理论中作者的经历、情感、心路历程等都与文本无关。主体的踪迹只能被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所辨认，因此，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形形色色的他者的踪迹。他者其实也不可能认识真正的踪迹，因为文字是通常意义上踪迹的代表，它并不是踪迹本身。踪迹本身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在场，因而他者只能得到踪迹的“替补”，即“踪迹的踪迹”。文本中没有任何要素完全在场。这样，建立于作者在场基础上的文学理论便成了无根之木，也被彻底解构了。

为什么写作主体只能留下“踪迹”，而他者只能辨认到“踪迹的踪迹” 呢？德里达解释是由于“延异”的存在。“延异”是德里达理论中一个极重要的概念，贯穿着德里达的全部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认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是确定的。但是，由于所指也能卷入区别的游戏中，而且这种区别的延伸没有一个终点使之停顿，不断延伸和循环，即词每一次出现在一个新句子中的时候，它都会或强或弱地被改变，进入符号系统的游戏场。词的意义不可能有最终的、一劳永逸的确定。“延异”既指区别又指延搁。在“延异”中，语言并不追求一种意义的确定性，因为语言本身根本无法得到一种确定的意义。要确立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不断的无限的“延异”中，在与别的词的关联中，在一串能指中去追索。

语言既然被视为差异和延宕的永无止境的游戏，那么任何一个意指系统中，意义无不是从它同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的差异中产生，鉴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的神话已经破产，符号的确定指向于环环延宕下来的同时，便也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到处播撒，而没有任何中心。这其实也是德里达解构理论中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播撒”的涵义所在。据德里达本人解释，“播撒”和一词多义不同，一词多义的意义可以被集中并整体化，而“播撒”的意义总是像撒播种子一样，将不断延异的意义这里撒播一点，那里撒播一点，产生了无限多样的语义效果，故它不受作者支配，且其多种意义不能被整体化而构成作者意图的一部分。但是同“延异”一样，“播撒”不是意义的失落，而是肯定了意义的无限数量。“不可确定的”是“播撒”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它彻底搅乱文本，使人无法最终判断其意义。“播撒”可以是文本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截然不同的意义，并得到互相矛盾的解释。于是，中心、结构、根源、本质都被德里达剥离出去，只剩下延异和播撒。

德里达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又一工具是“增补”。将书写视作言语的补充而将之弃置一旁是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杰作，这在同时也消解着形而上学自身。原来有内在结构的文本在德里达那里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文本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文本外面的东西不断进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增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的意指链。增补补充自身，它是一种过剩，一种充实丰富另一种充实，是存在最充分的限度。它使自己介入或悄悄插进替代的行列；倘若它充填，就好像一件东西充填虚空之处。如果它再现和制造意象，那是因为存在先前的欠缺。这样，文本的原初意义就不可理解，于是，人们在文本的理解上也不可能达成共识。^[17]所以，德里达说，收信人“死了”，理解的权威“死了”，文本成了四处飘零、无家可归的孤儿。德里达把符号置于一个永远流动变化的网络中，在这里，符号不再有它固定的位置和意义，它在区分中确定自己，却又在延异中否定自己，它只能在不断区分（包括延异中的区分）和延异（包括区分中的延异）的“间隙”获得瞬间的意义。“阅读便实实在在成了在碧波浩渺的文本海洋中自由自在地荡漾穿行，至于阐释的独创性，则表现在他（她）能否抓住文本中某一修辞的变异，抓住文本中某一个有可能让所指意义逃逸的缺口，把文本的读解引上一条从未有人想到的新思路。”^[18]阅读这样就变成了运用非凡的想象，将无数文本意义的可能性绝妙地连缀起来的符号的自由嘻戏。

【注释】

[1]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2]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3]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5][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www.daowen.com)

[6][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7]张青岭：《罗兰·巴特的神话分析及其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8]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9]李彬译：《传播学的关键概念》（1），《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10]《〈叙事丛刊〉发刊词》，傅修延主编：《叙事丛刊》（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陈龙：《媒介批评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12]陈龙：《媒介批评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13]Booth,Wayne C.The Retoric of Fictim[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59.

[14]张成喜：《从聚焦模式看〈微暗的火〉叙述者的可信度》，《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5]赵一凡：《结构主义》，《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

[16]赵一凡：《后结构主义》，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08/13/196377_ 4754866.shtml.

[17]SamuelHow的博客：《解构主义理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8c768b0101fma9.html.

[18]盛宁：《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文本”的解构》，《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