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新纪元。“媒介批评随着新闻报道任务的转变出现了转折。”^[23]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媒体都很重视媒介批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定期检查报刊工作，总结宣传报道的得失，并据此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部署。规定各报刊定期总结新闻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制订出克服缺点的具体措施，拟定而后的宣传报道计划。要求各个媒体经常邀请通讯员评报、评节目，帮助媒体认识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报道的建议。明确要求编辑记者联系新闻工作实际，定期写出媒介批评性质的文章。总之，建国初期，媒介批评一度被纳入到国家新闻宣传事业的制度性设计之中。1951年3月1日，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从政治的角度阐释了媒介批评的重要意义：

在报纸期刊上经常发表对各种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挂图等）的批评、介绍和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现在，人民群众的学习热情日渐增涨，出版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书籍报刊出版的数量与日俱增。但是在大多数的报纸、期刊上还没有经常发表出版的评论。许多好的出版物，好的报刊文字，好的编辑出版方法，因为没有得到推荐，以致没没无闻，不能广泛地流行。也有许多不好的出版物，不好的报刊文字，不好的编辑出版方法，没有受到适当的批评，以致其中或大或小的错误没有引起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和读者的注意。这就使读者失去了应有的指导，也使出版工作失去了应有的监督。^[24]

该《指示》对如何开展媒介批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定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全国各种报纸、期刊，都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增设定期或不定期的书报评论（或图书评论、出版评论、报纸述评等）一栏或一种专刊，刊载有关出版物的评论和消息。重要的报纸、期刊的编辑部，都应当指定得力人员或组织社外的评论员或专家，经常地担任出版评论工作，并应发表适当的读者投稿，来吸收大量的读者参加这个工作。二是报纸、期刊上对出版物的评论应当是帮助广大的读者和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的严肃而与人为善的益友。书报评论中的任何文字，应当力求认真负责，恰如其分，既不应模棱两可，敷衍了事，或是吹嘘恭维，流为恶俗的广告；也不应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误，以致打击了正当的读者、编辑者和出版者的积极性。三是书报评论的编辑应当与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和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建立应有的联系，并应负责督促被批评者在同一报刊上迅速发表对于批评的认真的答复，使正确的批评得到实际的效果，不正确的批评得到应有的辨正。

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这一指示，既有对媒介批评意义的阐释，又有对具体工作的措施布置，对建国初期媒介批评的有序健康开展，确实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于是，一批新闻业务刊物纷纷创办。如《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双周刊）和新华社创办的内部业务刊物《新闻业务》，成为国家级媒介批评的园地。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其中有一些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和细节活动，引起了一些读者和新闻工作者的争议，《新闻业务》发表文章对通讯作者写作时运用“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合理想象”提出批评。这次报刊批评持续半年时间之久，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这对普及正确的新闻观念，帮助新闻工作者和读者分清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政治民主生活中极“左”倾向的不断加剧，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上述关于媒介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指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从1951年5月开始，国内新闻出版界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小说《刘志丹》等一系列的大批判运动，理性、正常的媒介批评异化为无限上纲上线的媒介批判。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采取了某些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手段，事先定调子、选靶子，通过媒介动员，给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戴上多顶政治帽子，指责赞扬这部影片的43篇影评及其作者是“容忍歌颂地主阶级、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竟至向反动思想投降”，连赞扬武训的人都要作检讨。有的批判文章把电影《武训传》定性为“对新中国的挑战”。这在今天看来实在匪夷所思。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徐铸成、储安平、王中等人在鸣放中的有关新闻观点，被扣上莫须有的“右派分子”帽子，遭到不应有的政治批判和人格侮辱。建国后一度有过的正常的媒介批评氛围一扫而空。“文革”开始后，媒介批判再度升级。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化名高炬写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蛮横地把《北京晚报》连载发表的《燕山夜话》和《前线》杂志发表的《三家村札记》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25]媒介批评异化为媒介审判，观念和思想交流异化为政治裁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革”梦魇终告结束，新闻界与全国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革” 中横行猖獗的媒介大批判被禁止，新闻出版业和媒介批评重新走上了发展的正确轨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属于国有，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政和业务上接受党委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在这种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国的媒介批评具有相当鲜明的体制性色彩。如由党委宣传部门、政府主管新闻事业的各职能部门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阅评制度及其具体实施，就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的鲜明特色。为了加强对新闻传媒舆论导向的引导，中宣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都建立了阅评小组，对全国各地报刊、书籍、广播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络的内容进行审读，以褒扬先进，批评错误。中宣部新闻局定期编辑印行《新闻阅评》，并挑选一些阅评文章在内部刊物《内部通信》上刊登。阅评员撰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媒介批评性质的文章。由于阅评员多是有新闻经验的饱学之士，其所撰写的评阅文字往往一针见血，对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因而受到批评客体的重视。有关被批评的媒体负责人也常常会及时地给以回馈，或对批评表示接受，对建议予以采纳，或对他们认为可以商榷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普通民众的媒介批评渐渐发达起来。特别是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受众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凸显，使媒介批评中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得到媒体的重视，中国媒介批评主体的多元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这些批评的机制组成灵活多样，丰富多彩。有的是个人行为，出于对新闻传媒的关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有的是以协会组织的形式，同道者组织起来，对媒介作监督和批评。”^[26]批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读者、观众、听众来信，也有受众热线电话参与，更有借助网络技术设置的专业批评网站，通过BBS（电子公告栏）、QQ聊天群等进行实时在线批评。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性的媒介批评文章，更是由于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而显得风生水起，呈现一派生机蓬勃、兴旺繁荣的景象。

在传媒越来越发达的当下，可以预见，媒介批评必将迎来一个空前发展的新时代！

【注释】

[1]《荀子·非相篇》《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1986年版，第296页。

[2]《庄子·人间世》《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1986年版，第23页。

[3]《汉书·萧何传》，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4]《魏文·韩显宗传》，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5]《庾子山集》十三《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7]沈瓒：《近事丛残》，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8]《咮批谕旨》第十七册引雍正五年二月浙江观风俗使王国栋奏。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www.daowen.com)

[10]《遐迩贯珍》第1号，1858年8月，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引。

[11]《记英人论去岁灾事》，《申报》，1877年5月2日。

[12]《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1872年7月13日。

[13]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4]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5]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16]钟晚成：《敬告各报编辑主笔访员》，《晨钟报》，1916年9月8日。

[17]宋介：《批评之批评》，《晨报副镌》，1925年6月3日。

[18]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19]袁殊：《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2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1]《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关于出版敌占区报纸〈中国人〉的通知》，刘江、鲁兮主编：《太行新闻史料》（内部），太行新闻史学会编印，1994年4月1日，第7页。

[22]《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党报——晋冀豫日报的决定》，刘江、鲁兮主编：《太行新闻史料》（内部），太行新闻史学会编印，1994年4月1日，第10页。

[23]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53页。

[24]《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25]刘建明：《媒介批评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57页。

[26]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