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具有脱旧入新的意义。是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文，系统地提出了衡量媒介质量高低好坏的四条标准：“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14]这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梁启超明确将此释为“校报章之良否”，所谓“校”，乃是查对、计点之意，也就是衡量的意思，即他阐述的是衡量新闻媒体好坏的标准。梁启超提出的四条媒介衡量标准，囊括了新闻的伦理性、思想性、真实性、时效性等诸多因素，合此四端，方成为完全尽善之报。这四条标准，既是对媒体内容的要求，又是对媒体功能的期盼，更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想，“基本上概括出了作为一个优秀报纸的重要品质。直到今天，它仍在一定范围内作为衡量报纸良莠之标准。”^[15]批评标准的设定是媒介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开拓者，梁启超在媒介批评领域的贡献是他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媒介批评的标准，标志着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理论开始走上自觉之途。

民国建立以后，受到民主意识的启发，来自社会读者中的媒介批评意识明显觉醒。1916年9月8日至11日，《晨钟报》连载性地刊发了署名钟晚成的《敬告各报编辑主笔访员》的来稿，针对当时报界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提出了新闻须重事实少推测、错误应该更正、意见不同之政论或举动均须登录、评论必须慎重下笔等一系列观点。不仅论述全面系统，而且很具理论高度和深度。如“事实者，实现之某种行为，某种状态是也。推测者，本此行为及状态推其既往或将来，测其心迹或内幕是也。夫亲见事实而施以推测，有时亦不能无误，若未见事实则其推测易致误也，又奚待言。”^[16]这已非常接近后来徐宝璜、郭步陶等人关于新闻与言论分开的客观报道思想，显示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此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以新文化运动为序幕的五四运动时期，是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各种政治和文化思潮奔涌竞起，新与旧殊死搏杀、中与西激烈争雄的大变动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乃是批判精神，“批评”甚至成为当时新办报刊一种共同的发刊旨趣和标榜。“批评”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批评”本身也成为被批评、审视的对象^[17]，批评的本体论顺时应势而生，人们开始探讨批评活动的意义、提出一系列开展批评的原则性问题。这都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破茧而出，正式地自成一格，开辟了比较宽广的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滋养。这一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最大表征是这个时候“新闻本位”观念成为人们用来观察和评价新闻媒介的首要指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新闻界的开拓者们仿佛是异口同声地强调揭载新闻是报纸的首要功能。对新闻的重视使得他们自然地接受了西方新闻学理论中新闻与评论分开的操作性理念，并将之作为观察和评价媒介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新闻以不加批评为原则。盖外交记者之职务，只在供给消息，若批评则评论记者之事也。故外交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的意志左右之。”^[18]新闻与言论不分的写作、编排手法，受到了较为集中而猛烈的批判。

从1927年到1936年，在国统区，新闻教育的发展、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由一般知识分子和新闻学者开展的媒介批评，秉承此前的学术传统而获得延续。一向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地将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确证和实现自身使命与价值的学术生存方式。在这种贯注了强烈使命感的学术承担的催生下，媒介批评于是流行起来，一些具有强烈的否定精神的媒介批评文本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媒介“批评”成为一个习用乃至时髦的语汇。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媒介批评这时已经作为“集纳学”的一个分支被提了出来。1936年，袁殊在《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一文中开列了新闻学研究的八大任务，作为“集纳”学研究的纲要，第四项就是：“提高新闻批判的任务：（一）如黄色新闻的检讨。（二）如新闻责任与信用的估价。（三）如不当商业广告的检举。（四）如外勤采访竞争问题。（五）如编辑理论与技术的检讨与发挥。（六）如通讯社复杂存在的问题，以及通讯社工作的评价。（七）如小报之存在及其趋势的考察。”^[19]说明当时学术界已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构建媒介批评学的学科方位，媒介批评学的学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虽然这种学科意识还非常微弱，后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进一步发展，但其先驱者的意义则不容低估。(www.daowen.com)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充分释放新闻传播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党的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言而喻，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也适用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 就强调指出：“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但是这两种义务，我们很少在同志中看见。”^[20]显然，媒介批评是其中当然的内容，是党员对组织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活动。

1937年至1945年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时期，也是中国媒介批评主流迎合战时需要，以宣传抗战、鼓动民众为目的，以新闻宣传是否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内涵，媒介传播内容和形式是否适应、符合抗战建国的最终目标为标准的时期。媒介的救亡批评产生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和被迫无奈的转型。它在崇高目的的指引下，尽到了导引新闻传播为抗战服务的责任，但也失掉了媒介批评原已具备的一些优秀传统和放弃了本应持续耕耘的部分园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开展媒介批评继续纳入党对报刊领导工作的序列之中，在各种有关报刊宣传的通知、决议之中，时常涵盖开展媒介批评的相关内容。如194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关于出版敌占区报纸《中国人》的通知中，将“经常向《中国人》周刊提供改进的意见”^[21]列为华北各地党部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加以规定。1941年6月10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党报——晋冀豫日报的决定》中，亦有“各级党必须经常（至少每月一次）提批评意见，并收集各方面对报纸的反映和意见，报告区党委”^[22]的规定。很多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人都曾经就报纸存在的缺点、应如何改进等问题发表真知灼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媒介批评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达到高潮，毛泽东新闻思想成为主导根据地媒介批评开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的短暂“和平”期，国共两党其实已经在新闻传播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消解对方阵营媒介的合法性，就成为这一特殊时期打击对手的重要方式，媒介批评的政治斗争功能得到了极大凸显和尽情释放。在国统区，传统的学理性媒介批评虽然仍有延续，但命若游丝，并随着国民党新闻事业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急速走向终结。在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获得跳跃式发展。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新形势面前，它以极大的自信，自行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并在建国后获得了充分合法性的反“客里空”式的媒介批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