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于鸦片战争酝酿时期，以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诞生的标志。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大举入侵，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物数量逐渐增多，出版地点也逐渐由沿海扩充到内地。到了19世纪末叶，已经形成了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在外国人所办报刊的启发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对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开始重视起来。自19世纪50年代起，国人就作了出版自己近代报刊的尝试。至70年代初，中国人自办的报纸，终于在汉口、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诞生。中国近代报纸自诞生之始，就处于中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的环境中，中外力量激烈对抗、新旧观念生死交锋，既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生存挑战。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介批评既是摇旗呐喊的造势者，又是冲锋陷阵、摧城拔寨的先遣军。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的时候，中国古代报纸已经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中国古代的报纸，不论是官方报刊，还是民办报刊，都必然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联系。“官方的邸报固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的宣传工具，民办的小报和京报也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下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9]中国古代报纸自然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近代报刊在中国刚出现的时候，国人自然地用传统的眼光打量这些外来事物。在国人的眼光里，这些由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的异质性不言而喻。国人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这种最初理解，无疑是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障碍，而在外国人的眼光里，中国传统的邸报与他们所办的报纸实是新旧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通过比较新报与邸报的不同，大力宣传新报的优势，自然也就成了外国人为近代报刊进行合法性论述的第一声，近代的新闻观念因此不断获得传播，并渐渐为国人所了解和接受。如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首先由外国人所创办那样，中国近代媒介批评的大门亦是由外国人开启。

清代统治者对提塘报房和民间抄报人所发行的各类报纸并不一律禁止，只是对他们的传报活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民办报房和它们编印发行的《京报》，历经乾隆中期到同治初期这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就开始走向没落了。在总结报房京报没落的原因时，人们一般将之归结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的原因，在于官方的控制过严，新闻报道面太狭窄量太少，时效性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信息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原因，在于近代化新式报纸的出现。近代化报纸的信息量大，新闻的时效性强，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的传播元素，可读性较强，因而一出现就成为中国本土报纸的劲敌。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京报》相形见绌，很难抵挡。这一观点自是符合实际之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媒介批评在中国古代报纸没落的过程中，也部分地起到了加速的作用。自从近代化报刊诞生之后，新的批评坐标系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媒介批评在批评主体、理论资源、批评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邸报、京报作为古代报纸，其原始、落后的一面，很容易被那些熟悉了近代新闻传播的西方人所察觉，他们不断地在新式报刊上撰文对此加以臧否评述，随着新式报刊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这些批评邸报、京报的文字也迅速扩散、广为人知。如1853年8月《遐迩贯珍》就曾发文批评道：

除系要事，关系官宪，应奏朝廷者，毕竟入于京抄。众所公睹，列后所叙各情间亦得于此。但所叙仅撮其时日及地方，因其铺张各说，原难凭信，且其所载，专指军兴之事，亦未精详，尤属迂阔。故除时地之外，足征不讹者无几。或知其股目几何，盘踞何方，朝廷若何震慑而已。至若西人志向之所起，图谋之所终，并人马之总数，暨各股之或统摄或分雄，京抄俱未之载。^[10]

由于只能是对官文书的摘录，只能在官方提供的信息范围内进行报道，邸报并没有自己采集的新闻，所以邸报、京报的新闻报道不仅无法做到精详，缺失应有的细节。而且，对某些极其重大的新闻事件也竟然付之阙如。以近代新闻价值理论的观点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英人之在沪者，相聚而谈曰，去岁之荒灾不可谓不大而且远矣……吾辈所不解者，中国之京报所有日行之公事皆列于中，如山东之灾亦属中国之大事，而京报所列并未多见，故中国朝廷并不能详知山东之大灾也。”^[11]特别是近代化报刊在中国出现后，以自身的新闻实践，将近代新闻观念充分展示出来，在显示其优越性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古代报刊的不足。(www.daowen.com)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化报刊在诞生之始，为了迅速占领中国读者市场，报刊主持者除了在新闻实践中采取各种吸引读者的办法外，还积极发表评论，即利用媒介批评，将近代化报刊与中国邸报、京报进行比较，来争取人们的认同。如《申报》在初创刊时，曾接连发表过《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报新报》（1873年7月18日）等文章，阐释两者区别：“中国之邸报与之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恶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12]这些比较性的阐释，一般不直斥邸报、京报的落后、保守、陈腐，而是说两者各有所长，指出了两种报纸的区别，抓住了要害，论证显得非常巧妙。特别是它所说的近代报刊下情上达的舆论功能，反映出两种报刊的时代差别。这样阐释很能为当时的中国广大读者接受，在凸显《申报》优点、争取读者方面甚为有效。该报创刊不久，发行量就迅速上升，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在近代新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之际，中国邸报与京报被时代遗弃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以近代新闻事业的实践为基础，借助西方的新闻理论资源，中国近代媒介批评在开始就占据了话语和视角上的优势。

媒介批评意识还通过一些隐晦的方式展开。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曾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在中国近代媒介批评领域留下过印迹。他在1985年发表《中国各报馆始末》一文中，对中国近代报刊进行简要回顾和综述，其中很多文字涉及价值判断，具有媒介批评的性质：

其日报，十篇中有二三篇论中外交涉之事，惜职此报之人之出洋者少，未曾周历外洋，故虽论说精微，总不免有未中肯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每报必有数篇皆西国博学之士所著，凡五洲教务之事无不通达，故欲考察此教者，阅此二报可知。以上诸报，皆非纸上空谈，均有据之言也。此报不但论教务，亦且论古今各国兴衰之故，并西国学校之事及格物杂学。至于天主教所出之报，惟《益闻录》最好，《格致汇编》惟论格致最详。凡欲博考世务者，此等报慎勿轻忽也。^[13]

李提摩太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对晚晴政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李提摩太对媒介的批评当然也会对中国的维新派产生影响。如梁启超后来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一节中，其批评理路就与之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