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见诸于文字记载，但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先秦诸子多是宣传大师，对媒介功能多有体认和论述。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口头传播方式的先天不足之处，一些重要信息经过口耳相传，随着时间的延续和传播环节的增多，不断地损耗或失真，以至于不断地失传、扭曲。《荀子·非相篇》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1]信息传播历时越短越迅捷，所传达的内容越详细；历时越长越迟缓或越经周折，则所传达的内容就越粗略，甚至“无传”。这是对传播的时间性因素的关注。《庄子》曰：“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2]则是注意到了传播者的感情因素对传播的影响，强调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尽量限制主观感情，以实现信息的真实传播。这些论断是媒介批评的朴素萌芽，但“媒介批评”的意味还不明显和浓郁。

中国以书面文字形式传播官方新闻肇始于汉代，诏书、露布是其时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媒介。颁发诏书、高张露布，是为了行政和军事上的需要，统治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媒介的意识形态维护功能，“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酂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3]宣传的意图非常显豁直露。“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4]对利用露布发布假新闻的情况进行揭露，说明人们对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性认识，并在社会实践中刻意地加以利用。早在中国西周时代，人们已经使用烽火通讯技术，“烽析是警，实扰移关之民。”^[5]则从社会传播效果的角度形象地反映了烽火传播的军事信息，对边关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文字，从某一方面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媒介批评性质，但由于当时新闻传播活动尚未完全独立，人们的媒介意识还不成熟，还无法自觉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开展媒介批评活动。

唐代中后期，中国终于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它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和现代的词义十分接近的“新闻”、“编辑”等语汇，在唐代也均已出现。虽然唐代还没有出现封建中央政府官报性质的报纸，但唐代具有经由中书省的政事堂将某些政事活动“条布于外”的制度，中国由此开启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时代，新闻传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密切，人们的媒介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历来是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事业经常征引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读开元杂报》是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第一篇具有某些媒介批评性质的文本，“读开元杂报”，标题就揭明这是一篇读后感；“樵后得《开元录》，条条可复。”是在评价“开元杂报”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同信史一般。“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是在比较同一种媒介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内容的差异，透露出媒介与时代环境之间的依赖关系。“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而漫志其末。”反映出作者在比较媒介内容之后，对其中体现和包蕴的王朝隆替与兴衰所产生的无限喟叹与感慨。虽然孙樵并不具有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读开元杂报》的主体也还算不上是一篇地道的媒介批评文本，但其中部分文字的“媒介批评” 性质则不容否定！

中国古代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开始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还出现了民间发行的小报。新闻媒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在文人的诗文、书信、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媒介的身影，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关注、思考和评价的对象。宋代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小报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报纸走出雍容华贵的皇城和门禁森严的官厅衙门，赋予了传播媒介本应具有的社会化。宋代小报是体制外的传播媒介，它的出现冲破了统治者对媒介的垄断，自然难为他们所容，这为媒介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对象性基础。在宋朝的史料典籍中，当局对这种体制外的小报进行批评的文字倏然多了起来，其力图控制传播的意图昭然若揭。周麟之《海棱集》卷三的《论禁小报》对小报的由来进行了深“究”，即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其传播状态“以虚为实，以无为有”进行了概括和描述，对其危害社会治理的效果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据此要求对小报一体查禁，以使国体尊崇，舆论统一。可谓宋代媒介批评中的典型之作。(www.daowen.com)

元代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虽大量存在，但政治体制不周延，信息传播系统不完善，加之元朝国祚短暂，所以现存的文献典籍中，鲜有元朝的媒介批评资料可供征引。“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事业，到明代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更加完善。渊源于宋代小报的民办报纸获准公开出版，办报成为社会上的一项公开职业，并且出现了使用活字印刷的报纸。”^[6]而且，“新闻”、“消息”、“讯息”、“音耗” 等词汇，在当时的社会中已是大量地经常地使用。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明代的媒介批评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由于邸报与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作用日益扩展和增强，多次出现主动利用报刊制造舆论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伪造章奏事件。^[7]因此，人们对邸报功能的认识也渐有扩展，臻于深化和全面，从而使得明代媒介批评的视角出现了很有意义的延展和转变。明代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从政治角度对媒介的限制和批评在明代的媒介批评序列中，仍然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清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朝代。清王朝是在人民反抗与满汉贵族间的反复斗争中，建立和实施其统治的。有清一代，满清统治者与汉族民众之间的种族仇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反映到新闻传播领域之中，并具体地表现于对媒介批评主题和内容的集中与关注上来。清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不仅控制邸报的传发内容，还限制邸报的发行范围。雍正初年就发生过地方官员禁止“胥役市贩”阅读邸报，“倘有犯者，立拿重惩”的事件。统治阶层的媒介批评不仅关注媒介的统治功能，还关注媒介的社会风俗导向作用：“此辈一阅邸抄，每多讹传以惑众听。以风俗人心所关。”^[8]力图将媒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说明清代媒介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统治者对媒介的注意和观察也向更为广阔的道德生活领域延伸。

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伴随着中国古代报纸，中国古代媒介批评也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如同古代报纸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宣传工具，始终无法摆脱官方的强力控制一样，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中，虽然也曾经存在为新闻传播争取生存空间的声音，但过于零散、微弱，其主体基本上仍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而非发展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手段，是官方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批评视角单一，将媒介批评窄化为单纯的政治批评；批评方法简单，基本上是通过有权力依托的官方批评话语，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政治判决和定性，与现代媒介批评所具有的丰富性、民主性存在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