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9日，林仲易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讨论周演讲时曾回忆说：“记得八九年前我在晨报时候，和同事张琴南——现任天津庸报总编辑，刘新锐二君，每周办个‘新闻专号’，专攻击各报编辑的不对，如前几年大家记载政治新闻，总是夹叙夹议体，一条消息参杂许多编者意见在内，后经我们极力攻击，谓记载新闻应持客观的态度。大家见说，也感着以前不对，渐渐改过来了。可见一个人做事，没有经人指摘，总不容易自觉其非，久而久之，甚至成为风气，那末，一宗事情，必定有人来提倡改良，才会有进步的。”^[12]1922年6月4日，《晨报》在第6、7版推出《晨报特刊·新闻纸问题号》，在所发表的天云《我们刊行“新闻纸问题”号的意思》中，即对新闻与评论不分、夹叙夹议的现象进行批评。应该说，对新闻与评论不分的现象进行批评的不自《晨报》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即开对新闻与评论不分现象批评之先声，但《晨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因为一种新闻现象或行为的背后总有特定的新闻观念在支撑，要彻底地改变新闻现象或行为，就必须将其背后的支撑性理论驳倒，使其失去理论上的合法性。

在《申报》的副刊中，以副刊《自由谈》影响最大，历史也较长，从1911年8月24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前后共出了39年，其间历经波折。人们对史量才聘请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得到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左翼作家鼎力相助之事耳熟能详，传为文坛佳话，但对1935年11月1日《自由谈》暂停出版的原委则不甚了了。这其实是一桩有关媒介批评的公案。1935年10月，著名作家林语堂在《宇宙风》第3期发表了一篇《所望于申报》的文字，对《申报》提出了六点批评：

（一）申报编法，对于广告地位，似乎无一不可退让，而对于新闻地位，则悉可通融；（二）3种副刊自相重复，有以小品文字作广告陪嫁丫头之嫌；（三）以自由谈而论，今天见于第四张，明天见于第五张，版位不固定，这未免太不为读者着想了；（四）特约通信太不注意，在小规模的日报，我们不便责备，而以资本雄厚的申报，何以不在这方面而着想？（五）国外大报皆有书评，申报付之阙如，虽有《出版界》一栏，仅开其端，后宜扩充；（六）读者论坛，在西文报上占重要地位，为本市市民发表意见的地盘，是文明社会文明国民应有的言路。《申报》应该在这个方面多加努力。

林语堂文章追求幽默，但这篇媒介批评文本却“是篇严肃诚恳的文章”，^[13]既对该报进行了批评，又给出了建设性的整改建议。有意思的是，一直在旁虎视眈眈的《晶报》，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也借力做起了媒介批评文章。《晶报》在1935年10月30、31日两天，连载署名曼妙的《我的“所望于申报”》一文，“把林先生所提出来对于申报应加改革的六条，参以已见，加以讨论，将林先生的《所望于申报》改了的我的《所望于申报》，”^[14]对《申报》被批评的几方面弊端及其原因作出属于自己的解释。其间有理解，也有嘲讽，还有调侃。林语堂是著名作家，在知识界颇有号召力，《晶报》也在社会各界知名度很高，两者对《申报》的批评使该报备感压力，于是，副刊《自由谈》的改革就成为箭在弦上的必行之事！

【注释】

[1]杨保军：《论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2]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3]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4]参见曾娅妮：《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3页。

[5]韩民青：《功能与结构是一对哲学范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www.daowen.com)

[6]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7]谢六逸：《新闻标题研究》，《文讯》月刊创刊号，1941年10月10日。

[8]胡适：《政论家与政党》，转引自：北京《晨报》1922年6月5日。

[9]《答胡适君》，北京《晨报》，1922年6月5日。

[10]志希：《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11]志希：《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12]林仲易：《谈谈几个改良报业的实际问题》，《新闻学研究》，撷华印书局，1932年版。

[13]曼妙：《我的“所望于申报”》，《晶报》，1935年10月30日。

[14]曼妙：《我的“所望于申报”》，《晶报》，193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