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五四”运动的健将罗家伦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专题论文，对中国杂志界作了一次全面性的炮火猛烈的轰击。他自述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近年来所有的几百种杂志，“重要的我都勉强翻过，我现在所批评的，只是其中有点势力，可以代表一部分趋向的杂志，有几种明知他早已停版，但是他这种倾向，现在还没有消灭，所以也不妨提出来批评一番。”^[10]罗家伦将当时的杂志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官僚派杂志；第二类是课艺派杂志；第三类是杂乱派杂志；第四类是学理派杂志。对于杂乱派杂志，然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代表进行开火:

这派大都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这派的名称，举不胜举，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民国二三年黄远生先生在主持的时候，还好一点，现在我看了半天，真有莫名其妙的感想。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统系的办法，真可以说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我望社会不必多有这样不愧为“杂志”的杂志。^[11](www.daowen.com)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它之所以名曰“东方”，意在中国要与西方平起平坐，共同发展。商务印书馆的理化部主任由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由这个部负责编辑，杜亚泉自然是杂志主编。张元济、杜亚泉等商务知识群体是以旧式立宪派的身份进入民国时代的社会精英分子，其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浓厚。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杂志出现了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后的又一个发展高潮。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新潮》《国民》等步武其后。由于新文化运动迅猛开展，社会迫切需要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出版。而一般旧杂志，在陈独秀、罗家伦辈看来，它们受封建主义思想毒害甚深，不能适应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实有加以清理的必要。罗家伦虽然不是杂志编辑老手，但年轻气盛，对《东方杂志》的批评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凌厉气势，体现出在新文化运动的熏染下，一代新人敢于推倒一切偶像崇拜，重新塑造价值体系的文化性格。罗家伦对中国出版界尤其是商务期刊保守、老态弊病的批评虽然点中要害，但平心而论，罗家伦当时十分年轻，又是青年学生，缺乏编辑经验，他拥有的更多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而对杂志的认识和对杂志编辑的思考，自然会有诸多偏激之见。他对《东方杂志》的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激进甚至武断的批评硬伤非常明显。到了次年2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上便发表了《东方杂志》主编陶惺存署名“景藏”的文章——《今日杂志界之职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杂志观，对杂志的概念作了独到的界定，并把杂志的社会职责分为三类，进而提出了杂志的六条编辑标准，则是对罗家伦所作批评的间接而谨慎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