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媒介不约而同的行为构成一种媒介现象，一种媒介现象的出现和流行必然有着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以媒介现象作为批评客体，将使媒介批评包举更宏大的容量和视野，摆脱就事论事的局囿，获得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从而提升媒介批评的品质。但是，以媒介现象作为批评客体，对批评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即批评主体必须具有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眼光和适用的方法，能从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平凡现象之中，洞见事物的本质，如此方能驾驭这一类型的媒介批评。

新闻是选择的艺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将客观公正的口号挂在嘴边，却常常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自然主义的手法来掩盖报刊及其记者的倾向性。凡是表现，总有选择，绝对的自然主义并不存在。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左联五烈士被杀，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者是不屑载这件事。《晶报》《现代》《人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进行陷害、污蔑和侮辱。这样的新闻媒体，鲁迅将之归入到帮闲刊物之列。这些刊物在帮凶帮闲之余，也偶尔在无关紧要处对自己统治当局讥刺几下，摆出一幅公允持正的样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骂大帮忙。鲁迅为了提高读者对这些刊物的辨别力，专门地撰写了《二丑艺术》予以揭露和剖析。所谓“二丑”，或称“二花脸”，这个舞台上人们熟知的角色既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有点上等人模样，懂些琴棋书画，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如果有谁被陷害了，他又会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大抵一面又回过头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鲁迅指出，只要这个世界上有阶级和阶级压迫，林林总总的刊物中，就总有帮闲性媒体的存在，只要读者留心观察一下，就完全可以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13]以具体的形象概括手法，从表面上令人费解好似矛盾的新闻现象中，燃犀下照，挖出背后的阶级本质，显示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www.daowen.com)

媒介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媒介现象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媒介体制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媒介制度包括媒介所有制和国家对媒介的管理，二者合力形成对媒介控制和制约的主要传播制度和社会规范。媒介体制往往会反映出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是文化、地理特征，对媒介体制的批评往往反映出人们对媒介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重新设计，是媒介批评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部分。进入20世纪之后，在媒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新闻界大体上形成了新闻媒体是社会独立机关的看法，邵飘萍在《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一文中，从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行文京师警察厅命令各报馆更正新闻以及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引申出新闻媒介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重大的体制性问题，“夫苟新闻机关与新闻记者其地位皆不为政府所承认，是可谓新闻事业前途致命之伤，不宜视为一小问题而忽之。”^[14]严正批评当局将新闻界视为僚属，无视新闻界的独立社会地位的错误做法，指出当局不肯直接致函新闻媒介要求更正，而以警察厅命令更正方式出之，是为不承认言论机关具有独立平等社会地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