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批评文本中，以媒介产品作为批评客体的文本数量最为浩繁，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体部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接触过传媒的阅听人都具备对这种批评对象说三道四、表达意见的条件。媒介产品作为媒介落实身份树立形象的根本物质载体，是阅听人保持与媒介关系的核心环节，媒介双方的沟通内容和状态都由媒介产品生发和决定。失去了媒介产品的中介作用，媒介和阅听人都无从谈起。”^[9]媒介产品还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思想表达与传播效果的大小、有无，势必成为与媒介批评活动最有功能关系和最具体的指涉对象。

媒介产品最具代表性的是新闻、评论两大类别，对媒体具体消息、评论进行分析，构成了此类媒介批评的主要内容。内容和形式构成了一条新闻或评论的两个方面，因此以媒介产品作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又大致分野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揭示媒介产品传播的事实信息背后所隐藏着的意义踪迹。媒介与任何一种文化表达形式一样，在报道信息、传播各种意义的时候，也在制造意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自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被有关当局捉去之后，常是莫知所至，不知所终。国民党报纸为了掩盖这种反民主的丑行，创造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名词——“自行失踪”。1945年 5月10日，著名作家夏衍在《新华日报》发表一则杂感：“成都一晚报上有这样一个标题：‘外东一居民自行失踪。’造语新颖之至。”^[10]作者这里反用“新颖”一词，明褒实贬，反话正说，一语揭破其悖谬常情之处，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性批评效果。

从传播效果感受的角度，在语用、修辞、逻辑等方面具体剖析某一媒介产品有意或无意的失误和缺陷，是媒介产品类媒介批评的常见思维理路。新闻标题、导语、结构、视角等举凡媒介产品的各个方面，都在批评之列。例如任白涛先生批评抗战初期，我国新闻界某些报纸在新闻写作时叙述视点混乱：“常把敌方的行动放置到主格的地位，很少把我方的行动放置到主格的地位。”^[11]如抗战时期《立报》曾登载一则天津专电有云：“津市区及近郊，匪多如毛，敌特务人员等屡被枪杀。今日起，特务队均发手枪。浪人在华界仍横行，连日向租界搬家移物者甚众。”这一专电就存在着由于叙述视点倒错而导致的严重立场问题：“既屡次枪杀‘敌特务人员等’，不显然是我方当时报上常见的北方便衣队或别动队吗？再不然，便是当地的民团了。‘如毛’之数，虽不知几多，但其为大队，可以想见。要之，此专电显然是改造同盟社电，因为这本是该报的专长，可惜改得不是时候。”^[12]任白涛的分析确实一下子抓住了本质，点到了要害，显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独到的专业眼光。(www.daowen.com)

广告是现代媒体的一大元素，也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血液。鸦片战争前，西方近代报刊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列强纷纷进入中国。外国商人为了推销产品，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地创办商业报纸，并在报纸上陆续刊登各种商品、行业的广告。1853年香港出现第一份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开中文报刊正式经营广告业务之始。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则将中文报纸的商业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闻、言论、副刊、广告融为一体，广告成了中文媒体的一种结构性设置，也就是说广告成了媒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媒体的一种产品。对广告内容、形式、倾向以及广告与媒体的关系等进行批评，自然也就成为媒介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