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主体是媒介批评活动的发动者。媒介是社会的公器，媒介服务对象——受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组合和地域分布上具有广泛性。新闻媒介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机构。从广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新闻媒介现实或者潜在的接收者，无论其种族、性别、年龄、职业是何，这时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闻媒介的受众。新闻传播的广泛性使受众超越了地域的间隔，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里，聚合而为传媒信息的接受者。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媒介批评的主体资格。正如《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

美国的媒介差不多遭到每个人的指责、批评。从政府官员到老百姓，从名人明星到无名小卒。保守派指责媒体偏左，对民主党有好感；民主派批评媒体偏右，对保守派让步太多；名人抱怨媒体老缠住他们，使他们没有自由；老百姓则抱怨媒体不把视线放在他们身上，不关心他们的疾苦。^[1]

当我们在媒介批评的历史长河中徜徉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媒介批评的历史虽然与新闻传播的历史差不多同样古老，但具有明确主体意识的媒介批评，却延宕到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出现。因为媒介批评主体的真正产生要以批评自省意识的确立为标志，而批评自省意识的产生需要一个漫长的媒介批评实践孕育和积累的过程。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新闻传播历史，也拥有同样漫长的媒介批评活动史，记载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同时也记载着媒介批评家、媒介批评活动的历史。甚至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批评家比新闻活动者更著名，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唐代末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可谓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最早有据可查的媒介批评文字。在唐代的芸芸众生中，孙樵正是因为这篇媒介批评文本而见称于世，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南宋高宗时期周麟之的《论禁小报》，在论题的独立性和文本的完整性方面，都堪称中国宋代媒介批评的一个经典性文本：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2]

周麟之这段文字常常为新闻史学者称引。从媒介批评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篇在命意和行文方面都显示出某种匠心的批评文本。对小报传播的特殊时空环境、传播具体情状、小报产生的体制因素、传播效果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评述，特别是从政治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考察小报传播对统治秩序所构成的冲突可能性，具有警示性意义。此类媒介批评的动机真诚性和它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无可置疑。然而，中国古代媒介批评以否定媒介、取缔媒介本身的存在为出发点，这个阶段上的媒介批评意识无疑还处于较混沌的状态。(www.daowen.com)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后，近代媒介批评亦随之产生。著名报人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就对当时的一些媒介失范现象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3]当时具体的批评实践相当活跃而有生气，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文字时有所见。媒介批评指涉具体新闻报道的同时，又总是指向刊登该条新闻的媒体，媒介批评也能成为攻击竞争对手的工具。而这种可能性很快被当时的新闻工作者发现并刻意加以利用，甚至出现媒介之间的倾轧恶斗。在此情况下，批评的失范现象因为具有破坏性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媒介批评于是开始产生自省的材料与自省的要求。

1872年7月25日，《申报》发表《潮惠民情土俗论》文中，有“粤东民气土俗有积习而不能变者曰好利轻生也，曰健斗无理也，曰藐视官长也，曰行劫无厌也”^[4]之语，《字林新报》随后刊登“粤东不平子” 的来稿，对《申报》文中的有关言论痛加呵骂，谓其丑诋当地人民。《申报》遂于7月31日刊登《本馆辩诬论》，在为自己言论进行辩解的时候，其中也顺势触及到了进行媒介批评时应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吾人立论不必存依违两可之见，亦不可存揣摩迎合之私。又况若新报者，意在箴规，事主惩劝，苟有所见，则直言之可耳，有所闻则详述之可耳。诸君子或欲引伸或欲驳诘，尽可移书本馆，往复讲明，在诸君自不失为直谅之义，而本馆亦可得多闻之助，岂不善哉。”^[5]显然，作者认为媒介批评应该针对媒介的不当行为“往复讲明”，才是媒介所应有的“直谅之义”。作者对如何开展媒介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媒介批评的自省意识已呼之欲出、隐约可见了。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是中西文明交汇、古今文化争斗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代表社会方向的知识者的主要标准，这些代表了新方向的知识者，对传统的依恋荡然无存，对媒介功能表现出了重新诠释的极大兴趣和昂扬热情。通常所说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在媒介批评领域也多有表现。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媒介批评主体的自省意识亦就此萌发，两者互为表里、互为标志。文化建设的热情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社会动力之一。人们对“批评”的功能和意义发生强烈的兴趣，“批评之批评”、“评论之评论”、“舆论的舆论”成为知识界的流行说法，表现出对媒介批评本体的强烈关注。邹韬奋对批评进行这样界定：“批评就是鉴别一件事情（一物或一人）的优点或缺点。抉出优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优点能够永久保存，并且使得别人知所观感。抉出劣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劣点不至无改良的觉悟和机会，并且使得别人不至蹈其覆辙。”^[6]他在《可以不必做的文章》的媒介批评专论中，将媒介批评比喻为“舆论的舆论”^[7]，力主媒介批评不应是恶意的攻讦，而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讨论，尤其不能作为个人发泄私愤的手段，否则就是失掉了批评的真精神。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媒介批评主体真正崛起并发皇的时期。

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是一种与一定意识形态深刻联系的话语实践，它既受到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制约，又以批评话语的主动性运用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媒介批评是一种能够由批评主体自我掌控的精神实践活动，其理论高度、表达方式和风格直接受控于批评主体个人的思维水平和价值取向，受控于批评主体的个人知识修养和主观努力。批评者立场、观点的不同和哲学、文化、历史背景及个人修养的差别，导致媒介批评者的各式各样。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思维正常的社会公民都有成为媒介批评主体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媒介批评的现实主体都是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社会公民只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存在。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中，媒介批评主体为如下几类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