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和声与传统和声的这场矛盾和冲突几乎指向全部的音乐观念，冲击着从音响材料到表现思维的整个音乐大厦。西方音乐界自20世纪初就开始对现代和声争论不休，直到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先锋派”音乐兴起，西方音乐学者才把现代和声视为新的传统重新认识， 同时也有很多研究从方方面面论证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我国，萧友梅、青主、黄自等音乐先辈20世纪30年代初曾多次在音乐书刊中介绍现代音乐；一些中国作曲家开始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现代音乐的技法，其中有冼星海、谭小麟、江文也（1910—1983）、马思聪、丁善德和桑桐等。但是，这些“先现音”在中国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过眼云烟，很快就消失了。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及历史的原因，我国将这时期的西方音乐视为“忽视人民思想意识”的“形式主义”音乐而给予了全盘否定，现代音乐在国内的研究也停顿了近30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对西方的现代音乐才开始改变看法，不再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带着更为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它。北京、上海等地甚至有人开始搞“引进”和“杂交”试验。一方面，我国开始派遣大批的作曲家到国外考察学习，他们从国外带回很多信息；另一方面，西方的一些现代作曲家也应邀来我国讲学。这种直接的交流为我国与西方世界在音乐上的联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此后，西方现代音乐乐谱、音响和书籍资料被引进，国内音乐界开始大量并快速地翻译介绍西方现代音乐、音乐创作技法的论文和著作。(www.daowen.com)

在音乐学院里，西方现代音乐成为老师和学生讨论的热门话题，各种介绍西方现代音乐理论与创作技法的课程被开设出来，探索性的音乐作品不断涌现。80年代初期，以谭盾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等作品为代表的“新潮音乐”的兴起就是学习西方现代音乐的具体表现。“新潮音乐”的创作特点是广泛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泛调性、多调性、无调性、十二音序列、偶然技法、即兴演奏、极限音区、微分音及通过非常规演奏手法而获得的非常规音色和非乐音音响、创造新律制等各种现代作曲技法，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实验和运用。“新潮音乐”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创作的影响是深刻、深远而广泛的。首先，使新的音乐创作理念与作曲技法的引进成为潮流，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热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其次，使中国音乐界对于中国音乐创作民族化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第三，造就了一支高水平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曲家群体，不仅催生了“第五代作曲家”，也推动了老一代作曲家的创作，扩大了中国作曲家的国际影响。

当然，西方现代音乐是在特定的时期产生的特定的一种音乐形式，它不会是音乐发展的唯一方向。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序列音乐之后，音乐又开始回归，出现了新古典主义音乐、简约音乐等众多的流派。这些也都说明，音乐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交融的。对于中国来说，注重借鉴西方现代和声理论与作曲技法来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才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