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成立被认为是俄罗斯专业和声教学的正式起源。通过对早期的俄罗斯专业和声教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西欧和声教学对俄罗斯的影响极大。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就职于莫斯科音乐学院时，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融入俄罗斯特征和风格的和声学教程。由于他的教程在教学中应用很广，因此，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俄罗斯特点的柴可夫斯基和声学派。这个学派非常注重俄罗斯民族音乐特征的风格，在苏联时期得到了继承。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外国友人数量并不多，但是这其中就有来自苏联的音乐家代表。在之后的十余年中，很多苏联音乐家都活跃在我国音乐事业各领域中，我国和苏联在音乐文化领域的交流更像是专门组织的社会运动一般，不仅有计划地进行，而且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人民群众热烈地参与其中。

为了方便苏联专家来我国教授高新技术，帮助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我国与苏联于1950年签订了《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之协定》，从此“苏联音乐专家”这一名词出现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中。1954年到1960年间，共有31名苏联音乐专家及其家属来华开展教学活动，其中有著名的歌唱家彼·米·梅德维捷夫和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他们以专家班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不仅在中央音乐学院等学校开展教学活动，还在中央歌舞团、中央实验歌剧院等单位开展教学活动。当他们开展这类课程时，国内专业院校和相关音乐团体都慕名而来，形成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在我国音乐表演团体和个人表演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相关音乐院校的教学体制和科系建设以及教学大纲、教材编写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不断地得到完善。为了帮助音乐学院制订教学大纲，苏联专家专门提供了苏联音乐学院使用的专业教材作为参考；很多院校的指挥系、音乐学系和民族乐器系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相继成立，类似打击乐、合唱指挥、音乐指导等新专业也逐一成立，音乐学院的建制快速完备。苏联音乐专家来华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各地艺术院校的青年教师在受到专家指导的同时，很多音乐人才也被挖掘出来，很多至今还活跃在音乐相关领域中的许多专家就是苏联专家带出来的，因此可以说，苏联专家给我国音乐事业产生的影响是广泛性和体系性的。

为了使我国优秀人才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和苏联于1952年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因为这份协议，很多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终于有机会前往著名的苏联音乐学校如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等高等音乐学府进修、深造，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苏联教师的悉心指导下，这些优秀人才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回国参与到音乐事业中，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在我国音乐事业的第一线，进行着艺术实践和教学，为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留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吴祖强、李德伦、郭淑珍、杜鸣心、朱践耳、邹鲁、瞿维、曹鹏、黄晓同、严良堃、黄晓和、韩中杰、郑小瑛、丁逢尘、朱同德、白宇、曹承绮、左音、林应荣、韩里、林耀基、盛中国、李民铎、倪洪金、殷承宗、赵屏国、徐宜、郑兴丽、仲伟、美利琪格、刘诗昆、陈根明、何复兴、朱丽、吴非菲等。

作为第一批到苏联留学的优秀学子之一，吴祖强（1927— ）获得了莫斯科音乐学院授予的全优毕业证书，与此同时莫斯科音乐学院还授予其作曲家的资格。他回忆说：“苏联在声乐、器乐、作曲、指挥等各个领域都为我国培育了人才。我的感受是苏联继承了欧洲音乐的优秀传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民族乐派，而且讲究各个民族都参与到音乐创作过程中来。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学是非常严谨的，有很多好老师。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国内音乐学院很多好的传统还是继承了苏联学派的。”（陶亚兵，2011：5）当大家对其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的贡献进行赞扬时，这位八旬老人非常淡然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感恩和对自己工作认真的态度。

郭淑珍（1927— ）教授1951年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留苏期间，她多次参加了国际声乐比赛及歌剧演出活动，获奖无数，被誉为“名副其实的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的女主人公”。1959年回国之后，她不仅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还在音乐教育事业上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歌唱家。据她描述，《谢廖沙，牧童谢廖沙》这首俄罗斯民歌是她的老师伊琳娜教给她的第一首歌。正是在苏联留学期间对俄罗斯风格歌曲的学习和训练，为她日后工作和教学打下了优良的基础。

黄晓和（1935— ）教授长期从事外国音乐的教学、研究工作，其中苏联音乐是他有非常著名研究成果的一个领域，国内很多学校内在开设苏联音乐历史课程时都会采用其著作《苏联音乐史》。

长笛专家朱同德教授曾经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进修，他对自己留学期间遇到的导师进行了回忆后表示，这些导师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精湛的学术水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并且他还向我国现代音乐教师提出了继续学习、发扬和保证自己职业精神的要求。(www.daowen.com)

国家通过合作的方式派遣优秀人才到外国留学，不仅提高了他们个人的艺术水平，使他们能够拥有更高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背负着振兴祖国音乐事业、推进祖国音乐事业发展的重要责任。他们在之后的工作中一直将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优秀经验应用于祖国的音乐事业建设中，为中苏（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我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艺术代表访问活动频繁，这些活动不仅参与人员多，而且访问周期较长、交流范围广。1956年，《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后，越来越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艺术家开始了对我国的访问，如著名的钢琴大师斯·特·里赫特（Sviatoslav Teofilovich Richter，1915—1997）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到我国进行演出。在这些交流活动中，访问代表与广大群众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将自己的收获和心得传递给群众，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从客观上提升了文化交流效果。

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于1985年来华访问，在我国北京、上海、杭州、天津、哈尔滨等5个城市进行了为期41天的演出，演出大型交响音乐会18场，其他小型交流表演数十场，创下我国中外音乐交流史上外国交响乐团来我国访问演出历时最长、场次最多、交流最广泛的纪录。在华表演期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总共演出了7套曲目，涉及中外23位作曲家的42部作品，其中涉及苏俄作曲家10位、作品23部，其他欧洲国家作曲家10位、作品14部，涉及中国作曲家3位、作品5部。乐团仿佛用音乐为中国听众展现了一幅精妙的音乐地图，指引听众领略西欧“古典传统”的精致、华丽，北欧“原始之韵”的清冽、淳朴，东欧“悲情主义”的唯美、动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热烈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在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访华之后，国内很多作曲家、指挥家以及广大群众就如何提高我国交响乐艺术水平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广泛的讨论，这次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对我国交响乐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20世纪起，很多国外歌曲开始在国内传播，其中苏联歌曲就是典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当时国内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薛范（1934— ）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歌曲受到过与苏联歌曲一样的介绍待遇。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与苏联的交流越来越多，很多专门的音乐期刊开始对苏联歌曲进行介绍；各级广播电台的不断播放以及苏联电影的上映也促进了苏联歌曲在我国的传播；在当时的基层群众文艺活动中，苏联歌曲成了主要的组成成分；特别是各大出版社专门出版的相关介绍书籍使得苏联歌曲占据了我国当时文化潮流中的主流地位，几乎所有人都在听苏联歌曲，所有人都在唱苏联歌曲。

现在的老一辈人熟悉的《喀秋莎》一曲更是在我国广为流传，而且随着音乐的推广，音乐背后隐喻的故事也被人们所熟知。1949年10月5日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下属的刊物对苏联群众生活以及苏联歌曲进行了大量报道，很多刚刚翻译进入国内的音乐也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出来，但有时仅发表翻译完的歌词，有时仅发表完整的曲谱，完整词曲的发表数量并不是很多。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数量很多的苏联音乐鉴赏活动，每次活动结束时都会有专门的小册子用于纪念或鉴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音乐在我国的发展与传播。

中苏音乐交流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对苏联音乐的翻译和出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之后，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和上海音乐学院编译室通过合作的方式对苏联音乐书籍进行了翻译出版。据统计，截至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一共出版了133种苏俄音乐读物，上海音乐出版社一共出版了68种苏俄音乐读物，其中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品种占60％以上，加上万叶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相关出版物，苏联音乐译著在我国发行的品种和数量在当时远超其他国家的音乐译著。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译著作为专业书籍在流传，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音乐辞典——多尔然斯基（Aleksandr Naumovich Dolzhansky，1908—1966）的《简明音乐辞典》、斯波索宾等的专业教材等。众多苏联音乐译著的出版使得当时的专业音乐教育教材缺失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为初创时期的中国音乐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音乐交流具有组织严密、规模庞大、层次丰富、深入人心等特点，其蕴含的高度的政治性、体系性和群众性是当时其他任何中外音乐交流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对他国音乐文化模式近乎“移植”式的“引入与接受”，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音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仍然存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大规模的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是什么机制促使他国音乐文化在中国迅速内化并产生弥漫性影响？为了能够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中苏音乐交流置于社会状况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解读，或许才是得到一个比较全景式的认知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