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文艺界开始了“三化”运动，即革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全文艺界被要求改革。在音乐界，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在音乐创作中不允许出现任何西方乐器，只允许保留我国的乐器，在《长征组歌》排练的时候，乐队就已经缺乏大量乐器，无法满足排练需要了；同时全国范围内封禁西方作品，要求必须创作只具有我国特色的作品。当时的音乐创作只注重艺术形式，忽略了艺术内涵；只强调“为人民服务”“雷锋精神”，要求所有创作都要围绕主旋律。在“文革”开始后，这种形式主义更加膨胀，严重阻碍了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使我国的音乐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和破坏。在当时，除了“语录歌”“样板戏”有一定发展外，其他的音乐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甚至是倒退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的和声教学与研究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我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或困境。这些问题或困境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与时代相冲突所带来的困境

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在我国和声教学中表现出来，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它主要表现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应对传统的和声教学方式，如何应对近现代和声与流行音乐和声观念带来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的时代，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给中国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保障。但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国很难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同时，苏联以及东欧的音乐文化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作曲家一方面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另一方面学习借鉴东欧的优秀音乐文化。这一时期我国的音乐创作者们更关注探索外部世界，由于国内很多非音乐因素的影响，音乐创作者们不能很好地体现自己的主观理念。虽然这一时期我国在五声性和声创作技法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但对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表达还很薄弱，同时“左”的思想对音乐创作“现代派”也不认同，因此，我国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题材比较单一，主要以群众歌曲、民族器乐作品以及钢琴作品为主，室内乐与艺术歌曲相对较少。如何正确解决音乐与时代发展脱节的问题就首先摆在我国音乐创作者们的面前。

2.和声的基础学习与应用学习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困境

除了无法避免的时代问题，我国的和声教学体制存在很大漏洞，它无法使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这种体制漏洞将本就为数不多的具有价值的文献排除在外，使我国缺乏了对和声学运用的相关理论指导。这种由体制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困扰和声教学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www.daowen.com)

3.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困境

我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有很大差异，在文化方面差异更大，这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困境是我国特有的。针对这一困境，我国研究者提出了关于五声性调式如何与西方和声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和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即“和声的民族化研究”。相对于其他问题或困境，这个问题或困境的影响较为“温和”。

以上问题或困境一直困扰着我国对和声教学的研究，多年来，学界对这些问题或困境也十分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和声教学事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并没有爆发出尖锐的矛盾，但我国研究者们对这些困境的出现早有预感。最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江定仙，他在1954年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发表了《学习和声学的几个问题》一文。虽然这些研究者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但当我们回顾当时具有概括性的文章时，不难发现，这些文献只是以反思旧式和声教学为主，而且有较多的重复性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建设性成果，因此，对解决和声教学的困境没有太大的意义。

[1]“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的主要前身）于1940年秋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青木关成立。该院学制为5年，下设国乐、理论、声乐、作曲、键盘乐器、管弦乐曲等6个组及研究室，主要招收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学生。抗战胜利后，该院于1946年5月随国民政府“复原”南京。1949年8—12月，该院的大部分人、财、物被划归新成立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

[2]“山歌社”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音乐社团，其宗旨是从研究我国民间音乐的基础出发，建立具有全新意义的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