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艰辛的斗争之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迈进了新的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音乐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论是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表演，还是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出版，均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在音乐创作上，在毛泽东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指导下，大批音乐家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族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方音乐创作的宝贵经验，创造了音乐领域的新成就。

1956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与一些音乐创作者的谈话中提出了“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观点，指明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方向。中国音乐可以吸收西方音乐的宝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西方音乐有益的成分。学习不等于照抄照搬，而是在有机地分析、批判和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并与我国的民族音乐相结合。毛泽东主席的辩证观念澄清了中西音乐的关系。新中国文艺政策出台后，音乐领域开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音乐教育废弃旧体制，开始了以苏联为标本的体制改革，影响巨大。这次变革的音乐理论成果可以说沿用至今，如今国内的和声体系仍以苏联为范本。

然而，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当新中国音乐事业欣欣向荣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只准唱“毛主席语录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只准演“革命样板戏”，音乐界与西方的音乐交流中断，民间音乐被无情封杀，许多音乐家蒙受冤屈和摧残，致使中国音乐停滞不前。然而，许多音乐工作者如贺绿汀（1903—1999）（图2-2）、马思聪等在深受迫害的同时，通过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方式，勇敢地与错误的论点和恶劣的形势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这种抵制和抗争中产生的音乐作品和理论成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珍贵的音乐财富。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指出：“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1](www.daowen.com)

图2-2　贺绿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中国的音乐事业开始从黑暗中复苏。在新的发展阶段，音乐事业从艰苦的工作阶段进入了收获阶段，中外音乐交流的数量不断增加，中国音乐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2]

反思20世纪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历程，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是近代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一个有影响的发展；有人说，国际上每一种音乐文化的主体性都不是静态的，开放、交换和融合才是我们音乐事业发展的真面目；还有人指出，中国音乐文化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音乐文化，属于中国人，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传统音乐已经逐步走向世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