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真精神》的一大亮點是在充分把握“三《禮》”學術史的基礎上，從文獻學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對“三《禮》”學術史上聚訟紛紜的老大難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和探討。作者對這些問題不吝筆墨，博徵衆説，追根溯源，探求各家持論之依據，分析各家論説的是非得失，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這一特點在考述“三《禮》”的成書、作者、流傳等問題時表現得尤爲突出。比如，在第二編《〈儀禮〉——禮的節目與儀軌》中，對於自兩漢争論至今的《儀禮》的作者問題，程先生匯總衆家之説，認爲主要有三大陣營的三種觀點：（1）孔穎達、賈公彦、胡培翬等古文經學家主張的“周公所作”説；（2）司馬遷、皮錫瑞等今文學家主張的“孔子所作”説；（3）樂史、鄭樵、姚際恒等疑古派學者主張的“戰國末或漢代儒者所作”説。

該書在考察和總結古今學者各種觀點的基礎上，辨章學術，對各種觀點進行了細緻的探討和分析，并提出了較爲合理、中肯的評價。作者認爲，“周公所作”説并無文獻佐證，而“戰國末或漢代儒者所作”説有過度疑古之嫌。相比較而言，司馬遷等人主張的“孔子所作”説較爲可靠和可信。

作者認爲：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催生了一貫尊崇周禮的孔子編訂禮書的主觀訴求；“周禮盡在魯矣”的魯國，又爲孔子編訂《儀禮》、傳授《儀禮》提供了客觀條件；《禮記·雜記下》所言“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説明孔子的確曾經傳授喪禮，并著於竹帛。據此，作者總結道，《儀禮》十七篇當是由孔子根據周公制定的禮樂遺制，整理、編訂成書，後來又經孔門七十子後學續加補綴。顯然，該書對學術史上有關《儀禮》作者的争議所作的評述和結論，既有歸納推理，又有文獻實證，持論有據，成一家之言。(www.daowen.com)

《“三〈禮〉”真精神》中關於此類問題的考證，多立足於文獻，梳理分歧，會通衆説，擇善而從。這不僅爲我們了解古今經典研究概况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而且給予讀者一個相對可靠的答案。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立足於傳統的考據實證法，同時又兼用歸納、演繹等方法，持論有據，展现出扎實的文獻學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