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了解明代《聖迹圖》的圖版關係及其特色，就必須參考其時代前後的繪畫形式，包括宋代绘畫的發展對《聖迹圖》的影響。另外，不可忽略的便是《聖迹圖》中的“弟子”。反映孔子與弟子關係的畫作是何時出現的，這也涉及《聖迹圖》對於“弟子”角色的文本選擇。

（一）圖版特色

首先，圖贊式繪畫形式。畫像中添加贊文來説明其意義，可稱爲“圖贊式”。《聖迹圖》圖版中多見此種形式，漢初便已見相關畫贊的記録。[44]漢代以後出現了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洛神賦圖》及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等圖贊作品。此類作品多半有教化的意圖，添加贊文后使作品的旨意更加明確。宋代倫理意識的强化使此類作品更加普遍。[45]圖贊式畫作使得圖本與文本相輔相成，突显了教化特色。

宋代关於“聖賢像”的討論也出現於畫論著作中。郭若虚在《圖畫見聞志·叙自古規鑒》中云：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46]

此段文字提到了聖賢像的要點與目的。“象”是爲“象”而作，而“象”即模擬原物而作。後面又云：

嘗考前賢畫論，首稱象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爲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象，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爲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47]

此處提到聖賢像的畫作，畫家應以“指鑒賢愚，发明治亂”爲目的；同時，又强調歷代聖賢像的特色多半是爲表其精神，可爲借鑒之意。其中還提到唐代一個事例：

唐韋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晋名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兹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亦宜哉。[48]

此時，學廟出現，除了孔子與弟子間的故事顯現出他們的獨特個性外，“師生授受”的教育含義亦更加突顯孔子的教師形象。《叙製作楷模》中除了聖賢像畫作之外，还有關於人物肖像畫的記載。如：

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有善功方便之顔，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當崇上聖天日之表……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49]

由這些聖賢畫的相關畫論，我们可知祭祀與教化等製作目的。圖贊式繪畫作品在宋代能够延續并影響《聖迹圖》，與宋代繪畫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其次，宋代繪畫的“意境”。在“重文輕武”的政策下，宋代的繪畫進入藝術發展的新階段。兩宋時期，帝王多喜好繪畫。北宋時期，真宗、仁宗、神宗、徽宗等皆好繪畫，其中徽宗更是不遺餘力地奬勵畫作。宋代的畫院制度与五代時期相比更爲完備，這是宋代繪畫發展、興起的原因之一。宋代的科舉有“畫學”一科，在政和、宣和年間將書畫院的官職分立，以畫院爲首，書院次之，琴院、棋院等在後。關於畫院考試的内容，畫題多取材於古詩之中。俞昆將此視作中國畫由禮教文化轉爲文學畫的最大原因[50]，宋代亦可作爲文本題材作畫的興盛期[51]。

郭若虚在《圖畫見聞志·叙論》中對繪畫有过討論，反映出宋代的部分繪畫思想。這些畫論的出現也可作爲宋代繪畫的特色，即對於繪畫理論的重視。宋代的畫論标志着文人画理論的興起且持續發展、逐漸完備，確立起後世文人論畫的大部分課題。[52]畫論作品中常見“道”“德”的層次，而繪畫藝術中也融入儒學的特色。

中國傳統的叙事性圖畫在此時發生了轉變。文人之間多以繪畫來表達自我，作爲交流的媒介。這一時期的繪畫開始轉向山水、林石、花竹、禽魚等，而在此之前的绘画以佛道、人物、牛馬等爲主。人物畫或者叙述性圖畫逐漸被忽視，原因在於此類圖畫多半是帶有實際功用的圖畫，有教化众人、鞏固政治的目的。由此可見宋代绘画與前代繪畫的差異，但并不表示叙述性圖畫就此消失了。宋代依舊有從事人物畫像或者叙述性圖畫创作的畫家，作品也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不再限於佛教繪圖，反而轉向强調與“意境”相結合的人物畫。

總結宋代绘畫的幾個特徵，從其發展來看，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宋代绘畫興盛的主要原因，而畫論書籍的豐富又影響了文人作畫及其畫風。此前的圖贊畫風受到儒學復興的影響，傳播中又融会了“意境”的特徵。《聖迹圖》的圖版雖皆以文字作搭配，但圖中皆爲了呈現一種意境而大量運用山水、樹木、鳥獸、家禽、云朵等意象。

再次，以孔子與弟子爲題材的畫作。以孔子與弟子为题材的畫作在漢代已经出現。《聖迹圖》之前，以孔子與弟子为题材的畫作多與孔廟有連結。《水經注》記載：

魏黄初元年（220），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53]

另有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502）在講堂畫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像的記載。[54]由此可見，孔子的“教師形象”最具代表性，他的形象藉由圖像開始具備多樣的功用，其中對於儒學的傳播更加直接。梁武帝於太清三年（549）在州學中建孔子廟，并親自畫孔子像。《南史》卷八載：

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爲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廪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55]

州學、縣學建孔子廟興儒學的風氣，至唐代更加興盛，亦有爲孔子作贊文的記載。七十二弟子的形象如同祭孔禮儀一樣，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有變化。《舊唐書·禮儀志》記載：

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顔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沾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准舊都監堂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預饗。”敕改顔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顔子亞聖，上親爲之贊，以書於石。閔損已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56]

從中可知，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八年（720）改顔生等十哲爲坐像，此爲孔廟有十哲配享之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首稱孔子爲“文宣王”，孔子塑像南面，被王者衮冕。[57]

宋代對於孔廟祭祀并没有什麼改動，大致沿用舊典，并對釋奠作了補充。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960）正月視學，謁孔子，詔增修先聖及亞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畫像於東、西廊的板壁上。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并命當時的文臣爲之贊。[58]从以上文獻中，我们可見孔廟與孔子間的關係，孔子的形象、身份隨着祭祀的改變而改變。

另外，文獻對於孔子弟子數量的記載也有不同。《舊唐書·禮儀志》中記“七十弟子”，而《宋史·禮志八·文宣王廟》中記“七十二弟子”。前文引用的資料中孔子弟子的數量有二、三十、七十、七十二位。繪畫作品中也可見孔子弟子數量的不同。《後漢書·蔡邕傳》載：“光和元年（178），（漢靈帝）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59]這是較早記載孔子畫作的資料。唐代張彦遠《述古之秘畫珍圖》中提及當時已散逸的畫作，其中與孔子相關的有兩幅：“鴻都門圖——孔聖七十子”與“魯廟孔子弟子圖”[60]。学者對於孔子像的相關研究，多以“西漢景帝時，文翁任蜀郡太守，修學宫，作石室，刻孔子坐像”[61]作爲孔子造像之始，但相關的漢代資料中未見“文翁刻孔子坐像”的記載。《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62]，僅有如此的記載。最早的孔子與弟子一同出現的形象却不得而知。“文翁刻孔子坐像”的相關記録出現在元代司居敬的《元尼山聖像記》（《山东通志》卷一一）中，但我们無從得知最初的孔子形象的製作者。據此記載可知，在傳統的孔子形象中，“孔子與七十二弟子”的形象出現得較早，而“孔子坐像”出现得較晚。

宋代時，孔子弟子的數量則多以“七十二”爲主，不僅文獻中可見，畫作中亦可見，最著名的即《聖賢圖》。根據宋代資料來考察孔子與弟子的身份轉變及相關文字與圖畫的記録，前文已有概述，如孔子之尊稱、謚號等，此不贅述。祭孔中相關的“從祀配享”“釋奠”等記載，亦可見宋代時孔子與弟子的形象。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詔加孔子冕服，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伯爵，作宣聖孔子贊文，命大臣分撰孔子弟子及先儒贊文，刻石於國學及闕里孔廟。[63]大中祥符三年，頒《釋奠先聖廟儀》《祭器圖》於天下。[64]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詔顔子、孟子配享孔子廟庭。[65]宋徽宗崇寧初年開始，先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之後爲薦獻方便，詔建文宣王廟，得以聚集四方之士；詔王安石配享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七十二子皆周人，衣冠却用漢制，而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崇寧四年（1105），增文宣王廟像冕十二旒，衮服九章。[66]大觀三年（1109），禮部、太常寺請以文宣王爲先師，兖、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這一時期配享兩廡以畫像呈現，加賜五等爵，隨所封以定其服。[67]無論是配享的增加，還是對孔子與弟子的服裝的討論，皆可見宋代對孔廟的重視，這也是塑造孔子與弟子形象的一種方式。

（二）《聖迹圖》以前的孔子形象

宋代時，孔子圖像的製作基本與孔廟密切相關，而以其他方式製成的孔子畫像亦有出現（表5）。如《孔子見榮啓期》、馬遠的《孔子像》等。另外，通過記録可知，宋代早期的畫家也有繪製與孔子相關作品的。如董源（一作董元）的《孔子見虞丘子》《宣和畫譜》，高克明的《三教會棋圖》，李唐的絹本《杏壇講禮像》，梁楷的《孔子夢周公圖》，還有李公麟的《孔見萇弘》《孔子七十二弟子像》等。此外，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記載，還有“司寇像”“孔子像”“冕旈像”“燕居像”等孔子畫作。

表5　現存可見宋代孔廟中的孔子形象

《東家雜記》記載，另有“孔子小影”、“孔子憑几像”（帶十哲，列七十二子）和“孔子乘車圖”。“孔子憑几像”即孔子坐像，十哲與七十二弟子站於孔子身旁。《東家雜記》載：

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顔子從行者，世謂之“小影”，於聖像爲最真。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麈，據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持椶蓋捧玉磬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乘車、十哲從行圖，皆後人追寫，殆非先聖之真像。[68]

據此文獻分析，我们可知共有四種孔子形象：（1）身穿燕居服，顔子從行；（2）手执玉麈，曲几而坐，侍以十哲；（3）曲几而坐，列以七十二子；（4）乘车，十哲从行。有顔回隨行的圖像即小影，此聖像爲最真。其中也提到除了小影，其他的孔子圖像并非真正的孔子面貌。與第二種“曲几而坐，侍以十哲”相似的圖畫即“孔子杏壇講學”[69]，此畫作的特徵是孔子身旁立有十哲。同時期的《事林廣記》也收有此圖。[70]兩種圖版经过相互比對，可知相似度極高。

《事林廣記》中也收入與上述第四種“乘車，十哲從行”相似的作品（圖14）。[71]雖然此圖描述的并非孔子，但此種繪畫形式與元、明時期的圖畫作品非常相似。《事林廣記》還收入了“先聖遺像”[72]（圖15），其文字説明引用了宋高宗爲《聖賢圖》所寫之贊，但圖版呈現方式與《聖賢圖》完全不同。不同的圖畫作品的製作目的也不同，《聖迹圖》亦是如此。《事林廣記》選擇了與小影相似的“先聖遺像”，目的可能是保存真實的孔子像；《聖賢圖》中所绘孔子像，目的可能是体现孔子與弟子間的關係，强調儒家道德與教化。黄涌泉認爲《聖賢圖》的目的是穩定南宋初期的社會，也藉此來宣揚“孔道”[73]。

圖14　《事林廣記》之“車制圖”

圖15　《事林廣記》之“先聖遺像”

綜上所述，我们不僅從《聖迹圖》圖版的關係中看到以往的繪畫特色，亦可知“孔子形象”在創作中受到過去圖本創作的影響，歷經纍積方有《聖迹圖》的出現。《聖迹圖》出現前的“孔子形象”及繪圖方式、文本故事的選擇被持續延用、參照，亦表示多元、豐富的“孔子形象”皆代表“孔子”，成爲他重要的象徵。

（編輯：陳 霞）

[1]本文爲孔子研究院院級課題“明代《聖迹圖》研究”（批准号：19KZYJY02）的階段性成果。

[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1905頁。

[3]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1998頁。

[4]據學者阿英分析，目前能见到的《聖迹圖》最早的版本出現在明初，以明萬曆刻印版本爲最多。实际上，《聖迹圖》最早的版本可能出現在宋代時期，只是目前宋版書目整理資料中未能见到。参见阿英：《中國連環圖畫史話》，中國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5頁。

[5]鄭振鐸：《聖迹圖》，明正統九年（1444）木刻本，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0—392頁。

[6]孔祥林：《孔子聖迹圖》，北平民社影印本，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年。另，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供稿：《孔府文物選·聖迹之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7]阿英：《中國連環圖畫史話》，中國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该书認爲，此類連環畫作即人物傳記性作品，而其中以体现宗教性質的爲最早，因信仰而與國家之間構成了一種無法分離的关係。孔子連環畫的産生，既反映了當時的思想，也是一種鞏固社會結構之方法。

[8]沈津：《〈聖迹圖〉版本初探》，《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

[9]孔德平：《歷代孔子造像考察》，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邢千里：《中國歷代孔子圖像演變研究》，山東大学出版社，2013年。

[10]“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爲一編。”参见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引》，載《四部叢刊續編》史部第86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2頁。

[11]吴嘉謨：《孔聖家語圖》，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5頁。

[12]據《孔門儒教列傳·跋》記載，作者爲元代人或是元末明初人。参见《孔門儒教列傳》，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5—156頁。

[13]沈津在《〈聖迹圖〉版本初探》（《孔子研究》2003第1期）中提出繪本、石刻本、木刻本的分類方式。他认为就“繪本”而言，王振鵬的《聖迹圖》是最早出現的。

[14]相关整理表格，參见孔德平：《歷代孔子造像考察》，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第85—90頁。

[15]張國標：《徽派版畫》，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1頁。

[16]孔祥林：《孔子聖迹圖》，北平民社影印本，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年。

[17]《聖迹圖》，載《義興鄉校志》，大譜社，2000年。

[18]鄭振鐸：《聖迹圖》，明正統九年（1444）木刻本，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www.daowen.com)

[19]董貽安：《浙東文化論叢》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5—307頁。

[20]吴嘉謨：《孔聖家語圖》，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1]吴嘉謨：《孔聖家語圖》，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頁。

[22]孔祥林：《孔子聖迹圖》，北平民社影印本，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1—2頁。

[23]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1920—1921頁。

[24]朱熹集注、蔣伯潜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啓明書局，1954年，第83—84頁。

[25]據孔祥林分析，孔廟木刻本與民社本的其中一處差異亦爲“子貢”改“子路”與否。孔祥林：《孔子聖迹圖》，北平民社影印本，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1—2頁。

[26]孔祥林：《孔子聖迹圖》，北平民社影印本，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88頁。

[27]《義興鄉校志》，大譜社，2000年，第153頁。

[28]《莊子》第10卷，《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要》子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頁。

[29]《莊子》第10卷，《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要》子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頁。

[30]孔傳：《東家雜記》，《孔子文化大全》本，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11頁。

[31]孔傳：《東家雜記》，《孔子文化大全》本，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11—12頁。

[32]孔傳：《東家雜記》，《孔子文化大全》本，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15頁。

[33]《孔聖家語圖》中的第一幅圖“先聖像”，即采用單人孔子像的形式來“開场”。參见吴嘉謨：《孔聖家語圖》，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頁。

[34]民社本的“開场”为“先聖小像”，此形式即目前所见孔子《聖迹圖》基本采用的圖版“開场”形式。

[35]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彩繪本的“開场”为“尼山致禱”。參见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供稿：《孔府文物選·聖迹之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36]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彩繪本的“結束”为“漢高祀魯”。參见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供稿：《孔府文物選·聖迹之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37]民社本的“結束”为“真宗祀魯”。參见孔祥林：《孔子圣迹图》第104幅，北平民社影印本，山东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04頁。

[38]仇英版的“結束”为“子貢廬墓”。參见仇英：《孔子聖迹圖傳》，載《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39]吴嘉謨：《孔聖家語圖》，載《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4頁。

[40]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1945—1946頁。

[41]孔祥林：《孔子聖迹圖》第104幅，北平民社影印本，山东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04頁。

[42]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138—139頁。

[43]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1945頁。

[44]《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載：“漢明帝雅好畫圖，别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贊。”此爲漢初的相關畫贊記録。参见張彦遠：《歷代名畫記》，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56頁。

[45]徐習文：《理學影響下的宋代繪畫觀念》，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4頁。

[46]郭若虚：《圖畫見聞志》卷一《叙论·叙自古规鉴》，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149頁。

[47]郭若虚：《圖畫見聞志》卷一《叙论·叙自古规鉴》，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149頁。

[48]郭若虚：《圖畫見聞志》卷一《叙论·叙自古规鉴》，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150頁。

[49]郭若虚：《圖畫見聞志》卷一《叙论·叙製作楷模》，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151頁。

[50]俞昆：《中國繪畫史》，華正書局，1984年，第164頁。

[51]鄒滿星：《宋代風俗繪畫管窺》，《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2]鄧喬彬：《論唐宋的繪畫思想與題材之變》，《上海大學學報（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3]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五《泗水》，載《四部叢刊初編》，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版本，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6頁。

[54]《魏书·李平傳》載：“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堂，親爲立贊。”参见李延壽：《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1601頁。

[55]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第243頁。

[56]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919—920頁。

[57]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920頁。

[58]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2547頁。

[59]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1998頁。

[60]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58—60頁。

[61]孔德平：《圖溯孔子聖迹》，《中華文化畫報》2007年第8期。

[6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2185頁。

[63]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2548頁。

[64]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143頁。

[65]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318頁。

[66]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2549—2550頁。

[67]脱脱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2551—2552頁。

[68]孔傳：《東家雜記》，《孔子文化大全》本，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108—109頁。

[69]孔傳：《東家雜記》，《孔子文化大全》本，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15頁。

[70]陳元靚：《事林廣記》第5册，中華書局，1963年，第91頁。

[71]陳元靚：《事林廣記》第4册，中華書局，1963年，第120頁。

[72]陳元靚：《事林廣記》第3册，中華書局，1963年，第70—71頁。

[73]黄涌泉：《李公麟聖賢圖石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7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