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迹圖》的版本系統中，孔胤植新輯的《聖迹圖》最爲晚出，但影響很大，孔府藏所謂仇英繪、文徵明書《聖迹圖》就明顯受到它的影響。

托名仇英繪的《聖迹圖》[13]，活頁式册頁，屬工筆重彩青絳人物畫，有圖三十九幅，与孔胤植新輯的《聖迹圖》三十六圖相比，少“至聖先師贊”“誅少正卯圖”“爲中都宰圖”“歸田謝過圖”“漢高帝祀太牢圖”五幅，多“銘金人圖”“途遇圖”“子見南子圖”“纍纍説聖圖”“楚王使聘圖”“接輿狂歌圖”“問疾圖”“賜藥圖”八幅。構圖上也有一些變化，但就相同的三十一幅來看，两者基本一致。畫題大多延續孔胤植新輯《聖迹圖》以“××圖”命名的風格，只有“退修詩書圖”“孔子去魯圖”“子路問津圖”三幅，托名仇英繪的《聖迹圖》中改成了“退修琴書圖”“去魯圖”“問津圖”，沿襲之迹非常明顯。

再就序事文本來看，托名仇英繪《聖迹圖》的序事文本爲簡化孔胤植新輯《聖迹圖》的序事文本而來，依然保持了先書孔子紀年、然後序事的特點。如“爲乘田吏圖”曰：

魯昭公十一年庚午，孔（子）年二十一歲，仕魯爲乘田吏，畜藩息。

如“問禮老聘圖”曰：

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孔子年三十四歲，與南宫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以告子者若此而己。”

如“在陳絶糧圖”曰：

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兵圍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病，莫能興。

如“夢奠兩楹圖”曰：

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将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則吾将安仗？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莫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卒。

所用的孔子紀年也與孔胤植新輯的《聖迹圖》完全相同。

托名仇英繪《聖迹圖》新增八圖的序事与上述各圖文本相較，字句簡單，風格完全不同，增補的痕迹明顯。新增的八圖，格式不一，大多無年月。如“銘金人圖”曰：

孔子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爲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如“途遇圖”曰：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瞰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

如“子見南子圖”曰：

子見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如“纍纍説聖圖”曰：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産，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叹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如“接輿狂歌圖”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八幅之中只有如下三幅標明了年代，而序事則非常簡單。如“楚王使聘圖”曰：

魯哀公六年壬子，孔子年六十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如“問疾圖”曰：

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孔子病，哀公遣使問之。

如“賜藥圖”曰：

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哀公賜孔子藥。

稍加對照，我们不難發現，“楚王使聘圖”的序事文本抄自孔胤植《聖迹圖》的“在陳絶糧圖”；“問疾圖”和“賜藥圖”的序事文本節録自孔胤植《聖迹圖》的“夢奠兩楹圖”。

如上所述，孔胤植新輯《聖迹圖》的特點之一就是吕兆祥的地理名物箋注（如图3）。托名仇英繪《聖迹圖》大多予以省略，但“問津圖”（图4）曰：

圖3　孔胤植《聖迹圖》木刻本之“子路問津圖”

圖4　托名仇英繪《聖迹圖》之“問津圖”

魯哀公五年辛亥，孔子年六十二歲，自陳遷於蔡。長沮、桀溺偶（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黄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即沮、溺偶（耦）耕處。

“黄城山”句抄襲的痕迹明顯。(www.daowen.com)

既然托名仇英繪《聖迹圖》明顯受到孔胤植新輯《聖迹圖》的影響，那麽它的繪製年代自然不會早於崇禎二年（1629）。所謂“實父仇英製”“長洲文徵明嘉靖戊戌（1538）春二月書於停雲館”等題跋，自然也是假托。

孔胤植新輯《聖迹圖》“歸田謝過圖”的序事文字爲：

魯定公十年辛丑，齊、魯公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獻酬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旌旗羽袚，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舉袂揚言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却之。”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奏宫中之樂，倡優侏儒爲戲。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景公懼。歸告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魯鄆、灌、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焉。

這裏有兩處提到“夷狄”，爲清初大忌。托名仇英繪《聖迹圖》無此圖，自然也就回避了有關字眼。藉鑒張楷《聖迹圖》石刻贊詞文字在入清以後多有改動的先例[14]，我們有理由相信托名仇英繪《聖迹圖》當是入清以後繪製的。

托名仇英繪《聖迹圖》雖然受到孔胤植新輯《聖迹圖》的影響，但两者藝術風格差異明顯。孔胤植新輯《聖迹圖》最初是獻給崇禎皇帝的禮物，文本和構圖都非常考究。尤其是文本選擇非常嚴謹、詳細，近似於考證。托名仇英繪《聖迹圖》新增的八幅图，顯然有戲説孔子的味道。

受孔胤植新輯《聖迹圖》影響的不止是托名仇英所繪的《聖迹圖》。曹錕（1862—1938）《重摹聖迹圖序》曰：

癸亥（1923）之春，余得明時所刊《聖迹圖》，懌然有文琴之思，乃命工重摹以置座右，高山景行，斯朝斯夕。

夏壽田（1870—1935）《重摹聖迹圖跋》曰：

《聖迹圖》一帙，蓋据明季衍聖公對寰之原本，其爲圖僅三十有六，韓氏叙之詳矣。

由上可證，曹錕得到的正是一部孔胤植新輯的《聖迹圖》。曹錕在此三十六圖的基礎上，聘請著名畫家李東元、劉凌滄重新摹繪，增至一百零五圖，編成了《重摹聖迹圖》。《重摹聖迹圖》圖繪筆法細膩，人物表情自然，立體感强，景物刻畫近似寫實，是聖迹圖中繪畫技巧最爲精善的作品。

受孔胤植新輯《聖迹圖》影響的不只限於國内。1790年日本畫家北尾重政所繪《通俗大聖傳》（二十三圖，後改名《孔子一代記》，如图5），1917年韓國鄭殷采刻印的《孔夫子聖迹圖》（二十三圖），都能看到孔胤植新輯《聖迹圖》的影子。

圖5　《通俗大聖傳》之“孔子始見老子圖”

附：

孔胤植新輯《聖迹圖》來源及順序對照表[15]

（续表）

（編輯：陳 霞）

[1]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齊魯書社，2004年，第172—173頁。

[2]永瑢等：《四庫全書总目提要》卷五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一，“萬有文庫”本第13册，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7頁。

[3]《海鹽縣志》卷一七“人物傳·文苑”，光緒二年（1876）本，第10—11頁。

[4]陳東：《曲阜現存〈孔子聖迹圖〉的幾個細節問題》，載《孔子學刊》第10輯，青島出版社，2019年，第234—248頁。

[5]吕元善：《聖門志》卷五“聖賢遺迹”，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293—300頁。

[6]孟久麗（Julia K.Murray）：《道德鏡鑒：中國叙述性圖畫與儒家意識形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98頁。

[7]户田禎佑、小川裕充：《中國繪畫總和圖録·續編》第3卷，平文社，1999年，第54—56頁。

[8]孟久麗（Julia K.Murray）：《道德鏡鑒：中國叙述性圖畫與儒家意識形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00頁。

[9]徐鼒：《小腆紀傳》卷五六列傳第四十九遺臣一，載周駿富：《清代傳記叢刊》遺逸類第四，明文書局，1985年，第603頁。

[10]该藏本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影印出版。

[11]郑振铎：《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24页。

[12]阮元：《文選樓藏書記》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13]原藏於美國聖路易斯艺术博物館，後爲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會（现曲阜市文物局）收購。201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孔子聖迹圖傳》影印本。

[14]陳東：《張楷〈聖迹圖〉的幾個問題》，《孔子研究》2019年第2期。

[15]張楷《聖迹圖》及何珣增補本《聖迹圖》原皆無標題，表中标题是參考《聖迹之圖》後擬定的。表格内的數字爲各版本聖迹圖的編次順序。《聖迹之圖》的順序爲現孔廟聖迹殿石刻排列的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