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被當代學人視爲“中國現代學術的偉大奠基者”[2]，他對孔子的現代闡釋即是體現之一。章太炎的孔子觀是近幾年“章學”研究重點關注的話題，依據研究方式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類主要關注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的孔子觀，將他視爲孔子現代形象的確立者，并探究他與新文化人反孔之間的聯繫；一類注意到了章太炎前、後期的孔子觀的變化，并依據這種變化劃分多個階段。[3]這兩種研究對理解章太炎的孔子觀都起到了推進作用，但仍有不足。前一類研究認爲章太炎是以西方現代的學術觀念來審視孔子，對於他晚年轉向尊孔則視而不見，或者給予否定；後一類研究雖然看到了章太炎的孔子觀在前、後期的不同，但没有看到他前、後期的孔子觀的一貫性及整體性，對其孔子觀轉變原因的探討也明顯不够。造成以上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於只是着眼於章太炎對孔子個人的評價，没有看到孔子及其思想在章太炎思想體系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没有將孔子及其思想與章太炎的思想体系的根本意圖聯繫起來。章太炎的孔子观其實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孔子觀”三字難以體現它的全部内涵，應以“新孔學”稱之。

章太炎的“新孔學”與康有爲以“孔子爲教主”的“孔教論”有着相似的意图，如果要理解章太炎的“新孔學”，那麽康有爲就是絶对不能繞開的人物。甲午中日戰争的失敗使当时的仁人志士普遍意識到僅僅器物變革是不够的，还必須從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上加以變革纔能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與後來的五四新文化人不同，深受傳統價值觀念影響的晚清士大夫不可能繞開傳統來制定變革方案，而是采取革新傳統以融納西學的方式，康有爲以“孔子爲教主”的“孔教論”便是以此思路建構的全方位變革中國的方案。康有爲的“孔教論”是一種政、學、教合一的思想體系：一是建立尊“孔子爲教主”的“宗教”以統一全國的信仰，重建道德；二是將“六經”視爲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其中寄托着孔子“通三統”“張三世”的政治主張，將此作爲變法維新的理論價值依據；三是以孔學的核心觀念“仁”來統攝佛學、諸子學、西學，對以孔學爲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進行現代詮釋和内容轉换。以上三點構成了以“孔子爲教主”的基本内涵，康有爲希望通過“保教”來達到“保國”“保種”的目標。

作爲近代中國涉及政治、社會、文化的全方位變革方案，康有爲的“孔教論”極具典範意義，不論是表示贊同還是反對，後來者多是在“孔教論”的啓發下來思考中國的現代轉型這一宏大課題的，章太炎便是其中的一位。章太炎早年追隨康有爲參與維新變法，受到康有爲的啓發，以孔子及荀子的政治觀念爲中心提出了一系列的變革主張，并於1900年結集爲《訄書》出版。章太炎在維新變法失敗後不久便轉向了“革命”，與康有爲分道揚鑣，并將其視爲自己的重要論敵。從政治立場上看，康、章两人分别隸屬於“保皇派”與“革命派”兩大陣營；從學術傳統而言，两人又有今、古文經學之别，“論及學派，輒如冰炭”[4]。两人的分歧在如何看待孔子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爲顯著，章太炎在這一問題上完全是將康有爲以“孔子爲教主”的“孔教論”作爲批駁對象的。(www.daowen.com)

我們可以通過康有爲以“孔子爲教主”的一段文字來展現两人的尖鋭對立：“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爲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爲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及劉歆起，僞作古文經，托於周公，於是以六經爲非孔子所作，但爲述者。唐世遂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於是僅以孔子爲純德懿行之聖人，而不知爲教主矣。近人遂妄稱孔子爲哲學、政治、教育家，妄言誕稱，皆緣是起，遂令中國誕育大教主而失之，豈不痛哉？臣今所編撰，特發明孔子爲改制教主，六經皆孔子所作，俾國人知教主，共尊信之。”[5]康有爲的此段文字雖然發表在維新變法時期，但他批評劉歆稱孔子为“六经”之“述”者，批評近人將孔子定位爲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觀點，像是句句刺向了後來的章太炎，也難怪章太炎自覺地將自己的孔學觀置於康有爲的批評之下而對康氏施以反擊。與“孔教論”相對，章太炎的“新孔學”亦体現了兩種意圖：一是以“新孔學”整合中西古今之學，對現代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進行理論建構；一是以“新孔學”來回應現實問題，“新孔學”與近現代中國的政治進程緊密相連。下文將基本按照時間順序，采取縱向研究與横向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對章太炎“新孔學”的内涵及其建構歷程進行闡述，使以上兩種意圖得到具體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