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本人不只是理學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在實踐中同樣踐行儒家的道德要求，以很高的道德標準嚴格地要求自己，也嚴格地要求他人，容不得他人犯錯。他彈劾唐仲友就是典型的例證（朱熹《晦庵集》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狀》，《朱子年譜》卷三《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後來又涉及樂妓嚴蕊作僞證的問題（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卷二〇《台妓嚴蕊》）。關於這一段糾葛，《宋元學案》卷六〇《説齋學案》載：

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説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説齋不相下。”同甫游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説齋以脱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内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説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説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説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争閒氣耳。”於是説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是并詆魯公，非公論也。[39]

儘管有史料證明朱熹彈劾唐仲友貪贜枉法屬實，朱熹此舉是爲了嚴肅法紀、净化官場風氣[40]，但也反映了他以很高的道德標準要求他人，且夾雜着個人義氣之争。全祖望不無遺憾地説：“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41]因此，對道德强調過當容易導致嚴以律人的問題，甚至引發道德綁架。然而，朱熹能説出“初無舍己爲人之意”，不能不説是彌足珍貴的。

儒家道德有時導致虚僞的危害更大。王陽明看到了這種流弊，他在《答聶文蔚》中説：“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説；外假仁義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42]實踐儒家學説，成爲聖賢者少，多數人達不到，就會出現僞善的君子。他們假藉仁義之名嚴以律人，實際上是爲自己謀求名利。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并不鮮見，值得人警惕。王陽明歸之於“良知之學不明”，又回到了原點，實際上很難解决問題。

即使真正踐行儒家道德，有時也會出現問題。功利性與義務論導致道德路徑過於狹窄，義務論“過於系統化而又太缺乏共情”[43]，也就是説，過於看重道德準則而忽視對方的感受，因此需要引入心理學，加强共情等能力的培養。

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在很多方面已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們應該反思傳統道德能否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而不是重複古人的老路。韋政通認爲：“在以家族關係爲中心的倫理裏，主要要求人服從，因此視服從爲美德；在以人類爲中心的倫理裏，主要要求人奉獻、犧牲，因此視犧牲爲美德。在現代社會裏，服從的要求由於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已受到抑制；犧牲的要求，也嫌標準過高。在以個人爲中心的現代倫理裏，既不要求服從，也不能輕易叫人犧牲，它要求的是自尊尊人，即親如父子，亦不例外。”[44]推行傳統道德要求每個人都能够按照君子的標準行事，事實上又做不到，只能依靠服從或忍讓，必然有很多人要“舍己從人”，委屈自己，作出犧牲。唐初時九代同居的壽張（今屬山東）人張公藝家族就是以“忍”來維持的，其中包含的很多艱辛與委屈使得唐高宗也爲之落泪。[45]

傳統的道德觀念應該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要求。“這種新倫理觀，是建築在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上，它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也能使現代社會人際關係合理化。”“現代倫理的功能之一，是在允許各自認爲的那種幸福生活，無論有多大的歧異，都可以并存。現代人必須學習容忍，最好能欣賞别人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不强人同己。”[46]只要不觸碰法律和道德的底綫，現代人需要學習容忍甚至欣賞别人的不同，“不强人同己”正是對朱熹“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的回應。

美國心理學家海特説：“人類社會錯綜複雜，面臨的需求和挑戰瞬息萬變。我們的心是包括六種道德基礎在内的一整套心理系統，用來迎接各種挑戰并建設有效的道德共同體。”[47]他引用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的話：“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差異在於，如果一個人追求一種與我不同的價值觀，我能够站在他的立場去理解他追求的原因，或者想象如果是我被這種價值觀吸引，情况會是如何。只有這樣，人們相互理解纔成爲可能。”[48]這種觀點和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此，我們應該“以中庸之道（平衡），找尋人生的智慧——不管古與今，東方與西方，甚至保守與自由，中庸之道都可以讓我們選擇正確的人生方向，找到人生的滿足、幸福及意義”[49]。朱熹的反思已經走出了第一步，我們需要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前行，立足現代社會，兼顾其他學科，豐富國學的内容，消减儒家倫理的權威性，增强包容性與靈活性，建構多元的倫理道德體系，實現傳統儒家倫理的現代轉化。

（編輯：陳以鳳）

[1]本文爲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習近平‘奮鬥幸福觀’闡釋與宣講”（批准號：2020ZZ003）的中期成果。

[2]陳晨捷：《〈論語〉“侍坐”章曾點之志辨詮》，《中國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3]貝淡寧：《〈論語〉的去政治化：于丹〈《論語》心得〉簡評》，載陳來、甘陽：《孔子與當代中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42頁。

[4]郭齊勇：《中國哲學資源的當代價值》，載《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國哲學爲中心的思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6頁。

[5]彭凱平在《正義之心》推薦序中説：“道德心理學最偉大的貢獻，是它把人類科學的手段引入到道德研究中”，“道德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和説教，它是一種行爲、一種情懷、一種感受，它更是一種境界、一種覺悟，一種心靈解放的狀態”。参见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正義之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Ⅹ頁。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30頁。

[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31頁。

[8]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1028頁。

[9]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1030—1031頁。

[10]錢穆：《從朱子論語注論程朱孔孟思想歧點》，載《勸讀論語和論語讀法》，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57頁。

[11]錢穆：《從朱子論語注論程朱孔孟思想歧點》，載《勸讀論語和論語讀法》，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57頁。

[12]王充曰：“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参见王充：《論衡》卷一五《明雩篇》，四部叢刊本，上海涵芬樓景印明通津草堂刊本。

[13]黄震：《黄氏日钞》，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7册，台湾“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5頁。

[14]錢穆：《從朱子論語注論程朱孔孟思想歧點》，載《勸讀論語和論語讀法》，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52頁。

[15]王陽明：《傳習録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頁。

[1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4頁。

[17]劉毓慶：《論語繹解》，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頁。

[18]錢穆：《再勸讀論語并論讀法》，載《勸讀論語和論語讀法》，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1頁。

[19]劉毓慶：《論語繹解》，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頁。

[20]杰里米·邊沁：《政府片論》，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99頁。(www.daowen.com)

[21]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46、103頁。

[22]馮達文：《孔子思想的哲學解讀——以〈論語〉爲文本》，《中山大學學報（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7頁。

[2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00頁。

[2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61頁。

[2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339頁。

[2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98頁。

[2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339頁。

[29]程顥、程頤：《二程遺書》第2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9頁。

[30]王陽明：《傳習録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頁。

[31]王陽明：《傳習録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4頁。

[32]劉毓慶：《論語繹解》，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頁。

[3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62頁。

[3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8卷，中華書局，1961年，第808頁。

[35]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卷，中華書局，1961年，第731、732頁。

[3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39頁。

[37]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1031頁。

[38]傅佩榮：《孔孟與現代人生》，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39]黄宗羲：《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1953頁。

[40]俞兆鵬：《論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兼論朱熹的政治思想》，《江西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俞兆鵬：《從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貪官與營妓的關係》，《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41]黄宗羲：《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1953—1954頁。

[42]王陽明：《傳習録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9—160頁。

[43]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正義之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8頁。

[44]韋政通：《傳統與現代之間》，中華書局，2011年，第202頁。

[45]《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記載：“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46]韋政通：《傳統與現代之間》，中華書局，2011年，第203、204頁。

[47]所謂“六種道德基礎”指的是“關愛/傷害，公平/欺騙，忠誠/背叛，權威/顛覆，聖潔/墮落，自由/壓迫六大基礎”。

[48]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正義之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8、339頁。

[49]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正義之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Ⅺ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