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者的解釋不同於朱熹。[12]南宋黄震《黄氏日鈔》卷二曰：

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點浴沂咏而歸之言，若有觸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13]

黄震采用的是《論語》内證的方法，“乘桴”出自《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居夷”出自《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幾段文字都体现了孔子隱居的傾向。雖然孔子秉持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態度，汲汲奔走於諸侯國之間，但是他内心也不是没有矛盾。因此，他在屢次遭遇挫折時也會産生歸隱的念頭。這就是他贊同曾晳的原因。今人錢穆《論語新解》、白平《〈論語〉詳解》贊同黄氏的看法。錢穆説：“惟其志既在行道救世，而道終不獲行，世終不得救，則何得謂其‘隨處充滿，無少欠闕’乎？”[14]

王陽明從另外一個角度對該段文字作了解讀。他在《傳習録》卷上説：(www.daowen.com)

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15]

王陽明主要是從通達與專擅的角度看待“侍坐”章的，這種解釋符合孔子講的“君子不器”之义。他引用《中庸》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16]，説明君子以其當下的地位行事，不謀求本職之外的事。“無意必”“無入而不自得”説明君子應具有很强的適應性。

從對“侍坐”章的解讀中，我们可以看出程頤、朱熹、王陽明等人的思想不盡相同，也體現了儒家思想在不斷地發展變化。那麼，朱熹對孔子此句的解讀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又有何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