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履軒的《春秋》學觀念經歷了一個從疑傳到經傳并疑的過程，亦即從質疑《春秋》三傳到質疑《春秋》經傳的過程。

中井履軒關於經學的著作有《七經雕題》《七經雕題略》《七經逢原》三種。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著作實際上是循序漸進、逐步提煉的結果。所謂《七經雕題》是將《四書集注》《五經新注》中不合原文的部分用朱筆抹去，代之以另注；複將取舍意見書於欄外，長此以往，必然出現前後矛盾以及彼此重複之處，於是重新整理謄抄，最后所成便是《七經雕題略》。至於《七經逢原》，乃是對《七經雕題略》的再度提煉加工，基本上是履軒的一家之言。著述過程如此繁複，工作量如此浩大，無疑是對作者心志、毅力、學術積力乃至身體狀况的巨大考驗。履軒終生隱居於水哉館，閉門拒客，或許也是心繫名山事業的不得不然之舉。

中井履軒的經學系列著作中與《春秋》學相關者爲《春秋左傳雕題》《春秋左傳雕題略》《左傳逢原》。三者是逐次提煉、加工的關係。通過上文對履軒經學系列著作撰述過程的介紹，我们可以推斷《春秋左傳雕題》和《春秋左傳雕題略》并無本質的差别，故下文主要根據《春秋左傳雕題略》與《左傳逢原》來探讨履軒的《春秋》學觀念。

由於《春秋左傳雕題略》（简称《雕题略》）與《左傳逢原》是先後因承、精益求精的關係，因此本節先述《雕題略》的相關情况，再述《左傳逢原》的相關情况，對比两者同異，以見中井履軒《春秋》學發展、演變之軌迹。

（一）《雕題略》的作年、流傳以及觀念

根據佐藤一齋（1772—1859）《刻左傳雕題略·序》及山田寬《春秋左傳雕題略·跋》可知[21]，一齋弱冠之年（1791）問學於中井履軒，嘗謄寫一部《春秋左傳雕題略》（也就是説，履軒的《雕題略》於1791年之前當已完成）。後來，一齋在教授《左氏春秋》時常常采擇《雕題略》的觀點，并命其學生山田寬考訂該書。山田寬於以一齋的抄本爲底本，參校數種别本，最後獲得懷德堂本（可能是履軒的原本，其版本價值或高於一齋的抄本）。諸本異同殊多，經山田寬校訂後，一齋於弘化三年（1846）五月二十三日撰序，山田寬於同年臘月七日撰跋，翌年二月該書付梓。

綜上可知，最遲在寬政三年（1791），中井履軒的《雕題略》已撰成并流播日本學界乃至民間。其後五十餘年間，該書以多種版本流傳，至弘化三年（1846），由履軒的再傳弟子據其師佐藤一齋之抄本，參校數種别本重新勘定，并於次年付梓。今之通行的《雕題略》即山田寬校訂刊行本。也就是説，《雕題略》是履軒六十歲之前的著作，其中體現的是履軒六十歲之前的《春秋》學觀念。[22]

《左氏雕題例言》集中表明了中井履軒質疑《春秋》三傳的《春秋》學觀念：

或曰：“經，源也；傳，委也。今吾子所論著，詳於傳而略於經，何也？”曰：“然。凡經之難解，莫難於《春秋》，抑亦有由也。蓋《春秋》，史也，故知事之終始，而後讀焉，褒貶瞭然，宜無難解者也。然經弗詳其事，故不得弗假於傳，三傳各異其事，而各異其解，於是乎事不可得而知焉，事不可知則經不可解也，豈容遽作之説哉？三傳異其事或有一真也，而真不可保焉。三傳異其解或有一長也，而長不可保焉。是故欲解《春秋》者，當薈萃三傳而精擇焉以成一家之言，庶幾乎有得聖人之旨也。乃欲偏據《左氏》以窺經旨，吾未見其可也。故今所訂，特正注家之謬，以明傳之文意也已。於經文本無所發明也，然間有所相及者亦訂傳之餘波矣。讀《左傳》宜讀其記事，若釋經之文，往往謬誤，不必深留意，其凡例亦只一端已，其言自相矛盾不可相通焉。《左氏》之妄誕及失經旨者，先儒已多論之，今皆弗論。然間有所相及者，罪在筆之滑耳，將以次削焉。”或曰：“經不詳事而事必待三傳，則三傳未作之時何以能使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曰：“然。世去《春秋》未遠則傳誦之言存乎人耳，譬之賴朝義時正成尊氏均舉兵者也，記之者，或義之，或叛之，下一字而讀焉者瞭然，以素知其事也。千歲之下，傳誦之言已泯矣，則傳不得弗作也。所以昔人不待傳而後人必待傳也。”或曰：“薈萃三傳而成一家之言，胡氏之業不其然乎？亦何待乎外？”曰：“然。唯其擇之不精，或未得聖人之旨，其如之何？《春秋》豈易言哉？！豈易言哉？！”[23]

以上引文主要闡明兩層意思。一是履軒肯定《春秋》經的權威性，認爲《春秋》是史，但記事不詳，故須以傳解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在解經時各異其事，從而各異其解，彼長此短，殊不一致，因此要解《春秋》則須融通“三傳”，取精用宏，以成一家之言，以得聖人之旨，而不可專據《左傳》立論。以此爲基礎，履軒駁正注家之謬以明傳意，而於經則“無所發明”。他還認爲《左傳》記事可信、可采，釋經之文往往謬誤。二是履軒認爲距離《春秋》成書時代較遠之後，必須精研“三傳”纔能明瞭經意，而胡安國（1074—1138）《春秋傳》雖着先鞭却“擇之不精，或未得聖人之旨”，於是履軒躬自著述，精擇“三傳”，批評舊注，揭示經意。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撰著《雕題略》時，中井履軒“疑傳”[24]而“不疑經”，絲毫不懷疑《春秋》經的權威性、真實性，且認爲《春秋》經藴藏着聖人之旨。也就是説，彼時履軒認爲傳世的《春秋》經爲孔子所作。

中井履軒疑傳而不疑經的《春秋》學觀念在其《左傳逢原》中進一步演化、轉變爲經傳并疑的《春秋》學觀念。

（二）《左傳逢原》成書時間及其學術觀念

據中井履軒《左傳逢原》開篇之《春秋議》第一段我们可知，今本《左傳逢原》成書於履軒七十三歲以後。《春秋議》曰：“童習而白紛，我之業，其正在於《春秋》乎？先儒於《春秋》，或傳焉，或注焉，其書充棟，唯紫陽夫子之博洽，自《詩》《書》諸經，旁及乎《楚辭》《琴譜》，莫不有解詁，乃獨弗及乎《春秋》，豈先獲我心者乎？犬馬之齒逾亥年，乃恍然若有得焉，聊可以償夙志，因諄諄叙列如左。”[25]其中，“童習而白紛”是用揚雄（前53—18）《法言·吾子》卷二第十五條“童而習之，白紛如也”[26]之語典。在此，“童”指少年；“白”是白髮，比喻老年；“紛如”，亂糟糟貌。由此語典，我们亦可推知履軒致力於《春秋》學研究歷時彌久。“犬馬之齒逾亥年”并不是履軒自述經過某個“亥年”［履軒一生歷經七個亥年，分别是寬保三年癸亥（1743）、寶曆五年乙亥（1755）、明和四年丁亥（1767）、安永八年己亥（1779）、寬政三年辛亥（1791）、享和三年癸亥（1803）、文化十二年乙亥（1815）；履軒在各亥年的年齡分别爲十二歲、二十四歲、三十六歲、四十八歲、六十歲、七十二歲、八十四歲］，若是那樣則語義模糊不清。此處所謂“犬馬之齒逾亥年”用的是《左傳·襄公三十年》中“絳縣人疑年”的典故，傳文云：“二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27]據此可知，所謂“犬馬之齒逾亥年”就是説自己的年齡過了七十三歲。履軒七十三歲爲文化元年（1804）。

《春秋議》集中闡述了中井履軒經傳并疑的《春秋》學觀念，他説：

戰國之時，孔子《春秋》尚存焉，故孟子能道《春秋》矣，楚之滅魯，在於秦政即位之前三歲，下據火書坑儒始四十年矣，是際孔子《春秋》，蓋先滅矣，不必待秦火也。漢興，灰燼之餘，詩書稍稍出，而《春秋》不復出矣，其出者，乃孔前舊《春秋》，而非孔子《春秋》也，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實得其解已。左、穀之徒，謬以此爲孔子《春秋》，遂爲作傳，以發明其義，莫非臆斷傅會，豈足道哉？舊《春秋》尚有周公之法，故獲韓宣子之推賞云，然簡而太簡，乃止於後世，其事迹已隱晦訛謬，難可尋繹討正，而褒貶無所寓焉，作傳者，乃欲追抽其微婉之旨，不亦難乎？且所謂“微而顯”“志而晦”等，皆所以贊於孔子《春秋》也，非論周公之法。

由以上引文可知，中井履軒認爲傳世的《春秋》經并不是孔子的筆削删定本，而是“孔前舊《春秋》”，“孔子《春秋》”已亡於楚滅魯的戰役中。舊《春秋》因未經聖人筆削而爲“斷爛朝報”。《左傳》《穀梁傳》等书的作者誤以舊《春秋》爲“孔子《春秋》”，爲其作傳發明其義，當然只能臆斷傅會，其價值自不足道。舊《春秋》因簡而太簡，雖有周公之法却難以尋繹其意，其中亦無褒貶之見。在此，履軒擯弃了他在《左氏雕題例言》中提出的存世《春秋》經藴含的聖人之旨爲孔子所作之觀點，轉而認爲傳世《春秋》經爲孔子前之舊《春秋》，其中并無褒貶懲勸之意，當然也無聖人之旨。

在將傳世《春秋》經定義爲孔子前之舊《春秋》的基礎上，中井履軒進一步討論舊《春秋》之理所當然的起訖斷限。他説：

舊《春秋》宜以伯禽爲始也。今三傳之經并以隱公爲始，是舊《春秋》之出亦亡佚其惠公以上之策也。若孔子《春秋》竊恐必以惠公元年爲起筆之始也，此在平王東遷之三年，則遷時之褒貶亦可寓焉，而天下興亡之關鍵存焉，安有舍惠取隱之理哉？惠公一世，孔子何爲略諸？若夫嘉隱之説，吾弗能從也。舊《春秋》出者，蓋起於隱公元年，而止於昭公十年矣，其前後皆已亡佚，左氏作傳亦如之。

中井履軒根據對秦火之後舊《春秋》殘本起訖斷限之判定（始於隱公元年，止於昭公十年），提出“擬經”“擬傳”之概念，即凡超出其劃定之斷限範圍的經傳内容皆爲擬經或擬傳。他説：(www.daowen.com)

獲麟之説妄誕矣，蓋出於周季五行讖緯家之言也，非實際。後人或信斯言而惜《春秋》之闕亡，乃采摭諸家記載，擬作昭、定、哀公五十一年之《春秋》，此宜稱擬經也。遂作傳，擬於左氏之撰，此宜稱擬傳也。獲麟之後，至於孔丘卒之三歲，固有補經之稱，此擬經之餘波耳，若擬傳之餘波，則更延被於哀公之季年，并出於一人之手。

中井履軒列舉多條擬經内容，詳见表1。

表1　中井履軒條列擬經表

以上内容，中井履軒认为“皆背《春秋》之例而無周公之法”，其他擬經的内容可因而推焉。至於擬傳的内容，履軒認爲“擬傳之失則誇張過多，喜弄小事爲大役，似慕左氏之筆力而未化焉，其文多，今不枚舉”。

最後，中井履軒還在《春秋議》中假他人之問，對“孔子《春秋》”之體制進行推斷。他説：

或問：“孔子《春秋》若存焉，其體制何如？”曰：“意者如後世編年史耳。蓋詳於事而略於言，大抵簡於温公《通鑒》，而煩於范子《唐鑒》，如太史公高祖文帝紀或庶幾焉，弗别作議論，而褒貶自寓於文中矣。何必俟傳解於後人哉？！若夫聖筆之精微，絶於揣量矣，吾不能比諭焉。其起筆必在於東遷之初也，東遷者周室興亡之際，而君臣父子之大節繫焉，是褒貶之尤要者，弗可默也。其絶筆必無俟於獲麟矣。或訖於定公之季年耳。此我一人之私言，非有明證確據。嗟夫！後世罪我者其唯《春秋》乎？”[28]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知，中井履軒《春秋議》中的《春秋》經實包含着三個概念，即“孔子前舊《春秋》”“孔子前舊《春秋》殘本”“孔子《春秋》”。履軒認爲：“孔子前舊《春秋》”應始於周公之子伯禽，訖於楚滅魯之年，亦即秦政即位之前三歲；“孔子前舊《春秋》殘本”應始於魯隱公元年，止於魯昭公十年；“孔子《春秋》”應始于魯惠公元年，亦即周平王東遷之三年，而止於定公之季年。具体眉目，詳见表2。

表2　中井履軒界定孔子前舊《春秋》、孔子前舊《春秋》殘本、孔子《春秋》與今本《春秋》對照表

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中井履軒的《左傳逢原》不僅批評“三傳”、駁斥注疏，而且對《春秋》的經文也多有指摘，言辭峻厲。[29]

綜上可知，在相距十餘年（1791年之前—1804年之後）先後成書的《春秋左傳雕題略》與《左傳逢原》中，中井履軒的《春秋》學觀念實已發生巨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轉變就是從疑傳而不疑經到經傳并疑。那麼，履軒的《春秋》學觀念爲什麼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

（三）黄澤《春秋》學對中井履軒的影響

中井履軒揭橥“孔子前舊《春秋》”與“孔子《春秋》”的概念，從而形成其經傳并疑的《春秋》學觀念，就其論述理路及細節來看，當是受到中國學人黄澤《春秋》學的影響。

黄澤（一説1259—1346，一説1260—1346），字楚望，祖先为長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末徙居資州（今四川資中），再迁居江州（今江西九江）。黄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彼時進士的經義論策之學。入元以後，黄澤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學苦思，以至屢以成疾。年二十餘，他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詩文，於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朱熹（1130—1200）之學深有所得。他曾一度出任書院山長，後閉門授徒，不復再仕。黄澤以六經爲己任，雖處困窮之境，却矢志不渝，著述頗丰。[30]

黄澤盡傳《春秋》學於其弟子趙汸。趙汸（1319—1369），字子常，號東山，元代休寧（今屬安徽）人。趙汸的《春秋》學著作有《春秋師説》三卷、《春秋屬辭》十五卷、《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春秋金鎖匙》一卷。諸書發明《春秋》書法，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由於趙汸之《春秋》學實爲黄澤之薪傳，因此趙汸的《春秋》學著作亦多体现黄澤的見解。可以説，黄澤的《春秋》學多賴趙汸的著作而傳。特别是趙汸所編的《春秋師説》實爲輯録黄澤教誨之語，故亦被視作黄澤的著作。職是之故，本節論述黄澤《春秋》學對中井履軒之影響主要依據《春秋師説》。

黄澤將《春秋》分爲“魯史《春秋》”與“孔子《春秋》”，其説爲中井履軒接受并予以發揮。黄澤認爲魯史《春秋》“自伯禽至於頃公”[31]，亦即“自伯禽至魯滅”[32]。伯禽爲就封魯國之初君，《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武王克商“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33]，“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34]。由此可知，周公雖爲魯之始君，但并未就封地，自伯禽始就封，故伯禽爲就封魯之初君。黄澤認爲魯史《春秋》始自伯禽，以此。《史記·魯周公世家》又載：“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於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下邑，爲家人，魯絶祀。頃公卒於柯。”[35]由此可知，楚滅魯在頃公二十四年（前256），黄澤所謂“至於頃公”“至魯滅”，實即意謂着魯頃公二十四年楚滅魯。故始於伯禽、終於魯滅便是黄澤認爲的魯史《春秋》之紀年起訖。比勘前引《春秋議》可知，履軒將《春秋》分爲“孔子前舊《春秋》”與“孔子《春秋》”實承黄澤之説。履軒所謂“孔子前舊《春秋》”之紀年起訖亦與黄澤之説相同，顯然因襲黄澤之説。

中井履軒對黄澤《春秋》學劃分“魯史《春秋》”與“孔子《春秋》”的觀點亦有進一步發揮。黄澤認爲：“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36]也就是説，黄澤認爲今本《春秋》就是經孔子筆削之《春秋》。比勘前引《春秋議》可知，履軒認爲今本《春秋》只是魯史舊《春秋》之殘本。由此可見，黄澤、履軒對今本《春秋》性質的認識存在差異。儘管如此，履軒對此問題的進一步發揮，其論證思路仍是脉承黄澤的。履軒認爲“背《春秋》之例而無周公之法”的今本《春秋》内容爲擬經，實即後人造作之僞經。履軒所謂“周公之法”与黄澤所説“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37]之義相同。只不過在履軒看來，今本《春秋》自昭公十年以後已無周公之法，故斷其爲僞作。

中井履軒對“孔子《春秋》”紀年起點的判斷亦本黄澤之説。黄澤認爲：“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38]履軒《春秋議》所謂“（孔子《春秋》若存焉，）其起筆必在於東遷之初也，東遷者周室興亡之際，而君臣父子之大節繫焉，是褒貶之尤要者，弗可默也”實宗黄澤之説，其區别僅在於黄澤所謂孔子《春秋》“始於平王”實際上是解釋《春秋》何以“始隱”。因爲魯隱公元年爲周平王四十九年，所以黄澤籠統而言“始於平王”。履軒則將“始於平王”之説進一步具體到東遷之初，這就必然導致履軒既不認爲今本《春秋》爲“魯史《春秋》”，亦不認爲今本《春秋》爲“孔子《春秋》”。履軒對“孔子《春秋》”訖於定公之季年的判斷自承“一人之私言，非有明證確據”，純屬臆測，不必贅論。

綜上可知，中井履軒晚年的《春秋》觀實承黄澤之説，两者相同之内容自不必論，即使两者表面相異之内容，履軒在論證思路上也是脉承黄澤的。履軒對黄澤《春秋》觀的取資與發揮使得他對今本《春秋》經性質的判斷異乎前哲，故他晚年的《春秋》學觀念轉變爲經傳并疑。[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