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氏父子三人皆爲18世紀大阪懷德堂的重要儒者。“懷德堂”之名取自《論語·里仁》中的“君子懷德”[4]，具有鮮明的儒家思想傾向。大阪懷德堂原爲一家私塾，“後來在五位商人（所謂‘五同志’）的資助之下，從私塾轉化爲公開性質的講學場所”[5]。中井甃庵於享保十一年（1726）創建懷德堂，并邀其師三宅石庵（1665—1730）做懷德堂學主。石庵亡殁，甃庵繼任。懷德堂第三任學主是五井蘭洲（1697—1762），蘭洲之父五井持軒（1641—1721）是德川以來大阪地區最早涌現出的讀書人，也是中井甃庵早年的老師。蘭洲在懷德堂初創時即任學堂助教，甃庵既殁，蘭洲踵承。懷德堂第四任學主爲中井竹山（1730—1804），竹山幼年時曾師事五井蘭洲，蘭洲卒殁，竹山接武。[6]中井履軒曾以“助講”的身份於懷德堂協助长兄竹山擔任部分授課工作，後因不滿其兄有意將懷德堂官學化之企圖而另開私塾水哉館，與长兄保持距離，即此一事，不難覘窺履軒的性格特徵與學術傾向。[7]

按照傳統的説法，中井氏父子皆爲大阪朱子學派的學者，而懷德堂則是大阪朱子學派的中心。大阪朱子學派與日本其他朱子學派的區别是：其他朱子學派“是爲封建統治的武士階級服務，而此（派）則爲新興的商業資产階級服務”[8]。德川時期，日本都市得到迅速發展，隨着市場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一些商業中心，大阪就是其中之一。元禄年間（1688—1704），大阪已成爲日本全國各種商品的集散地，商品增加，資本勢力增强，町人文化繁榮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阪朱子學派應運而生。物質决定意識，可以説，大阪朱子學派先天地具有爲新興商業資産階級服務的屬性。日本學者西村時彦（1865—1924）曾在《懷德堂考序説》中條分縷析，論述大阪儒學發達的原因，如謂：“文化伴着富力，大阪之富甲於海内，爲開發文化（资源）的一種力量”[9]，“大阪富豪出入諸藩，與‘藏屋敷’的士人交往，要有文學方面的素養，因此興學聘師，便成必要了”[10]，“富豪的游樂，往往使身亡家破，今以文雅之道爲樂，則可避免此危險”[11]，“無藩法官紀的拘束，思想自由促成大阪文學的發達”[12]。以上所述，從多個角度深刻揭示了大阪文化尤其是儒學與商業之間的關係。

深受商業影響的大阪朱子學派表現出許多新特徵，朱謙之將大阪朱子學派的治學特徵概括爲四點：“第一是反對教條主義。雖極其尊信，揭閩洛之統，而同時也兼修陸王之學，頗富批判的精神。第二是科學研究的傾向，對神佛鬼神之説均極嚴格地批判，研究方法與當時科學相接近。第三是尊王賤霸思想，給後來推翻幕府統治，建立起一條先路。第四是平民教育的宗旨。”[13]商人經商大多以營利爲目的，自由貿易的理念與教條主義格格不入、勢同水火。陸九淵（1139—1193）、王陽明（1472—1529）之心學倡导心外無物的理念，鼓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商人經商牟利的本質極爲契合，故所謂的“批判精神”當体现了對教條主義的各種束縛人的思想與行爲之内容的批判。至於对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的提倡、尊王賤霸理念的倡导，以及對平民教育的重視亦無不與發達的商業相關。總而言之，大阪朱子學派與新興的、繁榮發展的大阪商業密切相關，德川時期的大阪儒學深刻地打上商業的烙印，大阪朱子學派是爲新興的商業資产階級服務的。懷德堂既爲大阪朱子學派的中心，其學説當然深受商業的影響。懷德堂肇建於享保九年（1724），確立於享保十一年（1726），廢弃於明治初年（1868），使大阪的風雅延续一百四十餘年。應該説，它深深地得益於大阪商業的高度發達，以及持續、迅猛地發展。(www.daowen.com)

中井履軒的思想當然也不能不受到彼時大阪商業的影響。朱謙之將履軒的思想概括爲四點：人本主義、實用主義、合理主義、尊王賤霸。[14]履軒的人本主義思想實即商人本位思想。如他釋“所欲與之聚之”句云：“通商賈，來百工，皆與聚之事矣。銅鐵布帛，皮毛材木菅葦之類，凡其國所乏者，皆豫聚畜（蓄）焉，以待民用，或令商賈得聚畜（蓄），皆是。”[15]他舉具體事例曰：“今侯國，有多畜（蓄）鯢脂，待民用而斥賣焉。鯢脂能除蟲灾，若蟲起而買焉，則價騰貴，而民苦之。無蟲之歲，則給乎燈燭之用，亦便利。”[16]牽《孟子》以合己意，申述通商積蓄之理，是純然的商人本位思想。履軒的實用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他認爲所謂“道”實即人倫日用所當行者。如他釋“志於道”句云：“道，如君子之道，堯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此與人倫日用當行者非兩事，然文辭所指，各有謂也。”[17]履軒的合理主義思想實爲注重知行并進的實踐理念、格物方法。如《大學雜議》第四章云：“格物，謂躬往踐其地，莅其事，執其勞也。”[18]他舉具體事例曰：“譬欲知稼穡之理，必先執耒耜，親耕耘，然後其理可得而知也。若欲知音樂之理，必先親吹竽擊鐘，進退舞蹈也。乃厭其煩勞，徒在家讀譜按節，夢想於金石之諧和，鳳皇（凰）之來儀，終世弗可得已。學算之牙籌，學書之筆墨，皆然。故欲孝欲弟欲信者，弗親莅其事，而得焉哉？此知行并進之方也。若夫瞑搜妄索，徒費精神而已矣。”[19]也就是説，欲使所爲之事合乎理、準乎則，就必須親身實踐。关於尊王賤霸思想，履軒在《通語》中説：“神武闢宇，立斯人極，光參日月，緒等天壤，聖聖相承，無姓可紀，但謂之天孫耳。叔世紀綱陵遲……降曆保元治承而極矣，眇視跛履，一治一亂，寰宇永爲武人之有，當其恣吞噬，天地爲震動，離宫之餓，絶嶋之狩，王道如綫，綰於其手，然皆不敢流涎於彝鼎，而大統至於今，穆如在天上者，何耶？豈畏天與？將民彝之不可以廢也。”[20]這明確無疑是尊王賤霸的思想，它實際上反映的是大阪新興的商人階級對僵化的武士階級的反感，矛頭直指德川幕府。以上四點無不説明履軒的思想深受大阪商業的影響，而履軒將這些思想付諸經學研究，使他的學説呈現出務去陳言、力闢新説、因應現實、理性批判等特質。這些學術特質比較集中地体現在履軒的《春秋》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