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孔誕爲傳文者多以爲《公羊传》《穀梁传》記“庚子，孔子生”是爲了尊聖。段玉裁曰：“《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54]康有爲亦言：“此是弟子尊聖人，補書於此。”[55]然則二《傳》專爲解經，尊聖本無關於經文，傳何以無中生有？而且，記生如何體現尊聖之意？尊聖不必記生，而記生亦未能很自然、内在地落實爲尊聖。故王闓運雖主孔誕爲傳文，却素駁“尊聖”説之非：“非重孔子而僭記之。”[56]王氏《孔子生日考》更廣論“《春秋》記生者”，皆“非尊重之詞也”[57]。周逸爲其師王闓運《孔子生日考》作跋語，直接指出：“尊孔之實際似不必齗齗於生日同異。”[58]既然尊聖不是《春秋》記“孔子生”之目的[59]，那麼《春秋》書孔誕之意義何在？

衆所周知，“張三世”爲公羊學“三科九旨”之一科，《春秋緯》、董仲舒、何休皆以隱、桓、莊、閔、僖五公爲所傳聞世，文、宣、成、襄四公爲所聞世，昭、定、哀三公爲所見世。[60]博士顔安樂則創爲新説，以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世。[61]顔氏分“張三世”以孔子生爲斷，而他對“庚子，孔子生”的直接説解，則因他所著的《公羊顔氏記》亡佚而未知。逮有清孔廣森作《春秋公羊经传通義》，亦於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分“張三世”，不從董氏、何氏而從顔氏，以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世；又於注“庚子，孔子生”時呼應之：“傳記此者，分别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62]王闓運爲之後援：“此弟子所記傳文，以起三世之例者……知孔子之生年，乃能定傳聞、聞、見之世。”[63]王氏弟子廖平亦言：“先師記此，以明三世之例。”[64]諸儒皆以“庚子，孔子生”爲傳文，乃弟子記以起所見世。但顔氏乃背弃公羊師説，創爲新論，以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世，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特爲駁正，甚有理據[65]，故“庚子孔子生”與“張三世”亦無直接的關聯。

實際上，不論是“尊聖”説，還是“起所見世”説，皆只着眼於“孔子生”這個作爲抽象形式的事件，而完全忽略了“庚子”這個作爲實在内容的時間。在今文家看來，“庚子”與“孔子生”是不可分割的：“孔子生”是意義的承擔者，作爲受人尊崇的聖人，孔子之生本身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但一定通過“庚子”展現出來；“庚子”是意義的詮釋者，作爲天道氣理運行形式的時間，自然不能獨存，唯“孔子生”當之。因此，《春秋》之所以書孔誕，是因为孔誕之意義全在“庚子”上。

那麼，今文學的“庚子”具有怎樣的内容，又以怎樣的方式表達出來？太史公云：“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何休曰：“《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説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66]孔子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所以“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記·太史公自序》）。因而纔有孔子口傳其旨於弟子，是爲口説。及至孝景之世，公羊壽與其弟子胡毋生纔將口説著於竹帛，是爲《公羊傳》。不過，與孔子一樣，公羊寿、胡毋生两人也須畏時遠害，所以著於竹帛的口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書見”的部分則繼續以口説的方式流傳，後多繼續保存於讖緯之中。[67]故楊士勛言鄭玄《六藝論》論三《傳》之語：“《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68]，《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69]另外，東京之季，朝廷厲禁讖緯，故鄭玄引緯書纔不得不變名爲“説”，《×經説》實際上就是《×經緯》。[70]由此可見，在今文家看來，《春秋》經、口説、《公羊傳》、讖緯四者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圍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71]

“庚子”的意義作爲口説，本應列於經，乃至孝景時亦未著於傳，是爲口説中的口説、微言中的微言，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最不可書見，所以秘緯成了其最後容身之所，故廖平言“《公羊》精微，具見緯候”[72]。至於此“庚子”之含义，《詩·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可見“庚子”當包含二義：“庚”之更革義與“聖人”相應，“子”之滋生義則關乎“制法”。趙在翰輯此條入《七緯》并釋之曰：“天命元聖庚子日生，元聖作述，垂法萬世，天下以治平焉。傳《春秋》者，謹志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者，謹推生日之義，應運之理。其文殊，其旨一也。”[73]首先，趙氏申論“庚子”之二義亦以“天命元聖”當“庚”，“元聖作述，垂法萬世”當“子”；其次，趙氏特意指出《春秋》記孔誕，《詩·推度灾》闡釋其義理，两者皆傳自孔門弟子，故可以《詩·推度灾》解《春秋》。

其中，“庚”亦有授、受兩個方面的内涵：天更革己命之所在，孔子新受命爲聖人。後世俗學以王爲聖，是以蘇林、董巴即據以勸魏文受孝獻禪：“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法天下，布德於民也。”[74]蘇氏、董氏所爲猶劉歆之助新莽，乃以魏文比孔子[75]；不過略去本事，僅就其所比之形式而言，却也恰當[76]。太史公繼孔子作《春秋》而爲《太史公書》，言孔子爲何作《春秋》：“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77]（《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78]，即革去周之天命，建立“一個以孔子爲核心的‘《春秋》朝’”[79]，亦即康有爲所謂“以《春秋》爲一代”[80]。

非特如是，“庚”之更革義還體現在“天命”的内容上。但天不言，垂象以見之。王勃的《益州夫子廟碑》言夫子生時的天象曰：“帝車南指，遯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已“悉不解”，而“訪之一公（即僧一行也）”。一公曰：“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一公亦“卒不可悉”[81]。孔廣森解之曰：“周十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82]天象幽遠玄奥，一公亦不能全解，而且付之闕如，要知天命孔子聖而無天子之位可也。

不同於舜、禹先爲中央王朝之“百揆”“司空”，亦不同於湯、武固是前朝畿外之諸侯，孔子布衣，他所以王，亦不是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而是作《春秋》當新王。與前聖受“天命”爲天下王以治當世不同，孔子受命爲素王，不能治一代，而制法以治萬世。[83]故鄭玄曰：“（孔子）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84]孔子知“天命”，自號“素王”，故書己之生日於《春秋》以見義。不過，孔子與前聖還是一脉相承的。《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稱孔子“集大成”（《孟子·萬章下》），劉逢禄因言：“《春秋》之義固上貫二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也。”[85]廖平曰：“中國教化由孔子一人而定，先孔子而聖者，爲孔子之托辭；後孔子而王者，非孔子無所法。”[86]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賢於堯、舜，生民未有。因此，在聖人所組成的道統序列中，孔子改變了聖人的傳承方式、存在樣態、治理模式。實際上，從某种意义上而言，孔子也就此終結了聖人的歷史，孔子之後，再無聖人。[87]孔子在總集前聖之大成的基礎上，制法萬世，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編輯：陳金海）

[1]傳統中的文廟祭孔多在春、秋二仲月之上丁日，所謂“丁祭”者也。民國以來之祭孔，則多在孔子的誕辰日。若嚴格按照孔子的正名之論，則民國以來尤其是近年之祭孔，直“玉帛鐘鼓”云乎耳，其“祭”亦“紀念”而已。

[2]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頁。

[3]董作賓：《孔子誕辰紀念日平議》，載《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3册，藝文印書館，1977年，第324頁。周逸爲其師王闓運的《孔子生日考》作跋語云：“孔子，日月也，自强不息，無日非生日。倘尊孔者能於五倫八德上躬行實踐，則孔子日日生日，而萬古不没矣。”参见王闓運：《孔子生日考》，載《湘綺樓詩文集》第1册，岳麓書社，2008年，第279頁。

[4]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5頁。

[5]王闓運：《春秋公羊傳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2、68頁。

[6]何新：《聖：孔子年譜》，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11頁。

[7]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載《宋濂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60頁。

[8]王鳴盛曰：“置閏又在二月，十月既無閏，十一月安得有庚子邪？”参见王鳴盛：《蛾術編》，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809頁。崔述言：“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参见崔述：《洙泗考信録》，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5頁。

[9]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66頁。以《公羊传》亦當作十月庚子者，尚有孔廣森《公羊通義》、陳立《公羊義疏》、康有爲《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江永《鄉黨圖考》、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孫志祖《讀書脞録》、鄭珍《巢經巢經説》等，不勝枚舉。

[10]焦循、沈欽韓：《春秋左传補疏 春秋左氏傳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87頁。

[11]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册，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86頁。

[12]劉師培：《劉師培全集》第4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57頁。

[13]康有爲：《春秋董氏學》，中華書局，2012年，第209頁；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岳麓書社，2010年，第20頁；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頁。

[14]司馬貞、宋翔鳳等皆以《史記》之孔誕與《公羊傳》《穀梁傳》同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参見司馬遷：《史記》第6册，中華書局，2016年，第2311頁。司馬貞從《公羊傳》，认为《公羊傳》用夏正，《史記》用周正，故夏正十一月爲周正明年正月也。宋翔鳳則以《公羊傳》《穀梁傳》同《史記》，认为孔誕在襄公二十二年：“《公羊》在二十一年，《史記》在二十二年，似各不同，其實無二也。蓋公羊先師欲記聖人生年月日，而襄廿二年經文之下無可附麗……故發此傳於廿二年之首，不繫於廿一年也。”参見宋翔鳳：《過庭録》，中華書局，1986年，第167頁。

[15]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載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第3316册，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頁。劉師培言：“宋、金之際，《世本》已亡，孔氏所引，是否原書佚文，殊無確證。”参見劉師培：《劉師培全集》第4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58頁。

[16]馮煦：《蒿庵隨筆》，載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597頁。

[17]崔適即云：“惟《世家》無月日，當取二《傳》補之。”参见崔適：《史記探源》，中華書局，1986年，第148頁。

[18]杜預注、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載中華書局編輯部：《唐宋注疏十三經》第3册，中華書局，1998年，第657頁。

[19]劉師培：《劉師培全集》第4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58頁。

[20]杜預注、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載中華書局編輯部：《唐宋注疏十三經》第3册，中華書局，1998年，第483頁。

[21]王鳴盛：《蛾術編》，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809頁。

[22]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頁。

[23]劉咸炘：《推十書·甲輯》第2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64頁。

[24]董作賓：《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3册，藝文印書館，1977年，第296—298頁。

[25]董作賓：《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3册，藝文印書館，1977年，第315頁。

[26]廖平《今古學宗旨不同表》言：“今爲經學派，古爲史學派。”参见廖平：《今古學考》，載《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頁。馮煦言《史記》所本《世本》亦爲古文。

[27]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14年，第1712—1713頁。

[28]段玉裁：《經韵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1頁。

[29]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2頁。

[30]王維堤、唐書文：《春秋公羊傳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23頁。

[31]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2頁。

[32]陸德明《春秋公羊音義》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傳文”二字之後有斷、有不斷者。不斷者，如《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之整理者刁小龍；主斷者，意謂“庚子孔子生”是傳文，如段玉裁，他説：“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参见段玉裁：《經韵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1頁。段氏特意增一爲陸氏原文所無之“也”字，以爲消除歧義之用。

[33]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3頁。

[34]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55頁。

[35]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4頁。

[36]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3頁。

[37]廖平：《穀梁古義疏》，中華書局，2012年，第534頁。

[38]蔣伯潜：《諸子通考》，岳麓書社，2010年，第35頁。

[39]《公羊傳·桓公六年》曰：“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病”即譏義。故王闓運曰：“反致比於子同爲譏文也。”参見王闓運：《春秋公羊傳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2頁。

[40]徐傳武、胡真：《經史避名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98頁。(www.daowen.com)

[41]班固：《漢書》第7册，中華書局，2014年，第1970頁。

[42]馮煦：《蒿庵隨筆》，載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596頁。

[43]梁啓勛：《曼殊室隨筆》下册，正中書局，1948年，第449頁。

[44]吴静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00頁。

[45]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569—570頁。

[46]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570頁。

[47]顧頡剛曰：“後世古文家因稱獲麟以後至於孔丘卒之文爲‘續經’，謂爲後人所續。”参见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巴蜀書社，1988年，第13頁。但經爲聖人所作，傳爲賢人所述，乃爲古今學者所公認。孔子不能自記己卒，故古文所謂“續經”者，實非經也。

[48]戴維則以此《公羊传》《穀梁传》記載“孔子生”而《左氏春秋》無之的事實爲其“懷疑《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孔子本人”的依據之一。参見戴維：《春秋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13頁。

[49]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巴蜀書社，1988年，第14頁。

[50]楊伯峻：《楊伯峻治學論稿》，岳麓書社，1992年，第47頁。

[51]蔣慶云：“《公羊傳》是孔子自傳……公羊先師均爲傳《傳》之人，而非作《傳》之人。”此言可謂通論。参見蔣慶：《公羊學引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7頁。

[52]鍾文烝曰：“其（弟子）追記師言，或稱子，或稱孔子，皆從大夫之貴稱。”参見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570頁。

[53]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9頁。

[54]段玉裁：《經韵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1頁。

[55]康有爲：《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23頁。

[56]王闓運：《春秋公羊傳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2頁。

[57]王闓運：《孔子生日考》，載《湘綺樓詩文集》第1册，岳麓書社，2008年，第278頁。

[58]周逸：《孔子生日考·跋》，載《湘綺樓詩文集》第1册，岳麓書社，2008年，第279頁。

[59]主孔誕載於經，尊聖却自在其中。孔子當時必自書孔某，弟子方改名從子，猶國史在國君薨後將其生前之稱謂改爲薨後之謚號。《春秋》備七等進退：州、國、氏、人、名、字、子，由名進子，方是尊聖之着落。

[60]《春秋緯·演孔圖》曰：“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参见趙在翰：《七緯》，中華書局，2012年，第374頁。《春秋繁露·楚莊王》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何休云：“‘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参見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頁。

[61]其理由有二：一是襄公二十三年之經文“邾婁鼻我來奔”與昭公二十七年之經文“邾婁快來奔”類似，傳文則皆爲“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就經傳的書法而論，两文同辭，則襄公二十三年與昭公二十七年當同在所見世；二是“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從字義上看，“所見”爲孔子所見，而孔子生即有見，故自此爲所見世。参見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5頁。

[62]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213頁。

[63]王闓運：《春秋公羊傳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2頁。在王氏遺稿《孔子生日考》中，他進一步將“張三世”與立法聯繫起來：“《春秋經》記生者，子同生、蝝生，皆所以立法，非尊重之詞也……《公》《穀》之記孔子生者，爲張三世，孔廣森《解詁》云‘此以後爲見世’是也。”参见王闓運：《孔子生日考》，載《湘綺樓詩文集》第1册，岳麓書社，2008年，第278頁。其中，“孔廣森《解詁》”當爲“孔廣森《通義》”。

[64]廖平：《穀梁古義疏》，中華書局，2012年，第534頁。

[65]徐彦曰：“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見者，目睹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别，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説》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爲一世矣。邾婁快、邾婁鼻我雖同有‘以近書’之傳，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大（太）平書。雖不相干涉而漫指此文乎？”参見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頁。

[66]何休解詁、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頁。

[67]鄭玄則直以緯書有爲孔子所作者，郑氏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参見鄭玄：《释廢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75頁。

[68]此“讖”當包括“緯”：析言之，“讖”“緯”小異；合言之，則一體而常并舉通用。鄭玄此爲協句而單言“讖”耳，證以何休《解詁》多取《緯書》，此“緯”在“讖”中而并爲《公羊》所善，皎然大白。後劉敞因言“《公羊》牽於讖緯”，可證。

[69]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頁。

[70]孔穎達曰：“凡鄭云‘説’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説’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説”，《書説》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説”云。’”参見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19頁。

[71]孔子作《春秋》經是今文學的基本觀點。又，蔣慶云：“《公羊傳》是孔子自傳。”蒋氏又云：“公羊口説是孔子親説。”参見蔣慶：《公羊學引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7、59頁。鄭玄雜糅今、古文學，他主张孔子作有緯書，則是今文學之觀點，故多爲古文家所批評。

[72]廖平：《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載《廖平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4頁。

[73]趙在翰：《七緯》，中華書局，2012年，第237頁。

[74]沈約：《宋書》第3册，中華書局，1974年，第776頁。蘇林、董巴引“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爲魏更革漢之天命的依據，故其意在“庚”不在“子”。另外，禪讓也屬於廣義的革命。參见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頁；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45頁；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第40頁。

[75]西凉武昭王李皓於庚子年建年號爲“庚子”，亦取義於此。参见李维平：《话说陇西堂：隴西李氏文化渊源全本》，金城出版社，2018年，第85—91頁。

[76]康有爲亦由此以庚子年爲大同之始年：“夫近年以大同紀年，當以何年托始乎？……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爲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紀以爲二十世開幕之一年者，當即以庚子春分大同元年托始之正月朔日。”參見康有爲：《大同書》，中華書局，2012年，第90頁。

[77]《説苑·君道》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淮南子·氾論訓》亦言：“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

[78]此即公羊學“三科九旨”之“通三統”科的三旨。

[79]楊權：《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后火德”説考论》，中華書局，2006年，第388頁。

[80]康有爲：《孔子改制考》，中華書局，2012年，第210頁。“以《春秋》爲一代”乃康有爲解《淮南子·氾論訓》“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之語，而當代公羊家蔣慶則直以“以《春秋》爲一代”爲《淮南子》的原文，雖屬誤引，却更突顯公羊學的一貫立場。

[81]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華書局，1981年，第115—116頁。

[82]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3頁。

[83]在儒家道統序列中，堯、舜禪讓爲一類，禹受禪而傳子爲一類，湯、武征伐爲一類，文王、周公、孔子不同於前三類，其“王性”有疑，另爲一類。而且，從文王到周公再到孔子，其“王性”遞减，但今文學堅信文王稱王、周公攝政稱王、孔子爲素王。

[84]皮錫瑞：《六藝論疏證》，載《皮錫瑞全集》第3册，中華書局，2015年，第570頁。同理，鄭玄主张孔子自號“素王”，還是今文學之觀點。

[85]劉逢禄：《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頁。

[86]廖平：《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載《廖平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80頁。柳詒徵則以“文化”立論：“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参见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302頁。

[87]後世孔廟中作爲“四配”的“四聖”，即復聖顔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所復、宗、述、亞者，皆孔子也。“四聖”不自聖，乃孔聖之支流餘裔也。至於“史聖”“草聖”“醫聖”“書聖”“畫聖”“詩聖”之流，又其餘矣。